他是北宋“连中三元”的状元宰相，也是宋仁宗赵祯颇为倚重的智囊。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对宋真宗造天书、修宫殿之举予以规谏。宋仁宗即位后，他协助刘太后稳定政局，巧用智谋驱逐权臣丁谓，有力地稳定了朝局。他主张选拔人才不拘一格，曾举荐范仲淹、包拯等人。他历经三朝，两度拜相，为政期间，秉持公正，为北宋的稳定与繁荣立下了赫赫功勋。
他就是绵里藏针的北宋一代贤相——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人。北宋“连中三元”的状元宰相，政治家，谋略家，文学家，诗人。宋仁宗赵祯颇为倚重的智囊。
公元978年，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王曾出生于青州益都县兴儒乡秀士里（今山东省青州市郑母镇）。他的祖上为太原王氏一脉，于唐末五代时避难居于青州益都，遂定居于此。王曾八岁时，便父母双亡，沦为孤子，幸得叔父王宗元悉心抚养，视如己出。王曾自幼聪慧过人，悟性极高，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在叔父王宗元的支持下，王曾拜同里张震为师。张震乃是当地名儒，学养深厚，教学严谨。在他的悉心教导下，王曾擅作诗文在当地声名远扬。《宋史·王曾传》：记载：“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
少年时代的王曾，眉目如画，一表人才，为人端厚，进止有礼，寡言少语，却心怀壮志。他曾作《早梅》诗一首：“雪压乔林冻欲摧，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诗中赞颂傲雪凌霜、芳冠百花的早梅，以梅花自喻，展现出不畏艰苦、进取争先的雄心壮志，流露出科举中状元、入仕为宰相的远大抱负。他拿着这首诗拜见素有文名的大臣薛奎，薛奎读罢大喜，赞叹道：“足下看来不但要中状元，还要做宰相呢！” 此诗一出，王曾的才华与志向更是传为佳话。
公元1002年，北宋咸平五年。王曾满怀壮志，踏上了科举之路。
科举之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然而王曾却凭借着扎实的学问功底、敏捷的思维以及沉稳的心态，在解试中，名列榜首，夺得解元。紧接着，在省试的考场上，王曾再次力压群雄，高中省元。最后在殿试中，王曾被宋真宗御笔钦点为状元。《宋史·王曾传》记载：“咸平中，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王曾由此成为北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连中三元”之人，消息传出，整个京城为之轰动，士人们对他钦佩有加。当时着名文学家杨亿见到王曾所作的《有物混成赋》后，赞叹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金殿传胪后，王曾以将作监丞的身份担任济州通判。
王曾并未被这突如其来的荣耀冲昏头脑，他依旧谦逊有礼，保持着那份沉稳与淡定。在给叔父王宗元的信中，他写道：“曾今日殿前，唱名忝第一，此乃先世积德，大人不必过喜。”字里行间尽显他的感恩之心与不骄不躁的品质。
王曾担任济州通判的任期满后，被召回朝廷。按照惯例，王曾应当在学士院接受考试，宰相寇准认为他才能出众，特意在政事堂对他进行测试，之后授予他秘书省着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的官职。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辽军大举进攻北宋，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东京（今开封）。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亲征，宋军士气大振，最终打退了辽军。次年，宋真宗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最终与辽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派遣特使聘问，国书上称辽为北朝，宋自称南朝。王曾认为：“称契丹的国号就足够了。”但因为使者已经出发，最终没有更改。
宋真宗在位前期，锐意进取，勤于政事，朝堂上下洋溢着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真宗逐渐沉迷于祥瑞、封禅等迷信活动，妄图借此粉饰太平，彰显自己的功绩，朝堂风气也随之变得乌烟瘴气。
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此时的王曾因为能力出众，升任右正言、知制诰兼史馆修撰。
当时各地都上奏祥瑞出现，宋真宗与大臣们谈及各地上奏的祥瑞之事，满心欢喜，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统治的嘉许。王曾却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不妥，他深知祥瑞之说多为虚妄，不过是地方官员阿谀奉承、迎合上意之举，若皇帝沉醉其中，必将滋生骄傲自满之心，对朝政危害极大。于是，王曾委婉进谏道：“此诚国家承平所致，然愿推而弗居，异日或有灾沴，则免舆议。” 他以道家 “功成弗居” 的智慧，劝谏真宗保持谦逊，莫要因祥瑞而居功自傲，要为日后可能出现的灾祸预留余地，以免遭众人非议。宋真宗听后，虽然心中不悦，但表面上还是点头称是，对王曾的劝谏并未真正放在心上。
公元1008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在宰相王钦若的蛊惑下，欲效仿古代帝王封禅泰山，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进一步巩固统治。一时间，各地官员纷纷迎合，上言出现各种祥瑞，为封禅造势。王曾深知封禅之举劳民伤财，于国于民并无实际益处，内心坚决反对。但鉴于宋真宗对此事热情高涨，朝中大臣大多随声附和，他知道直言强谏恐难以奏效，反而会触怒龙颜，便选择委婉表达自己的看法。
恰逢宋真宗召王曾询问封禅之事，王曾答道：“陛下至德，虽符瑞可验，然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恐难举行。且封禅耗费巨大，百姓劳役之苦，不可不察。愿陛下三思而后行。” 宋真宗对王曾的话置若罔闻，执意推进封禅事宜，并于同年十月，派王曾前往山东筹划封禅大典相关事务。王曾虽满心无奈，但君命难违，只得奉命行事。在筹备过程中，他目睹地方百姓为迎合封禅，被迫承担繁重的劳役赋税，生活苦不堪言，心中愈发忧虑。然而，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确保大典筹备工作不致过度扰民。
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听信王钦若之言，为供奉 “天书”，下诏耗费巨资，大建玉清昭应宫，工程规模宏大，极尽奢华。同时，他还任命宰相王钦若为会灵观使，主导道观修筑事宜。王曾对真宗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行为极为痛心，对王钦若等奸臣借此机会中饱私囊、专权跋扈更是深恶痛绝。他毅然挺身而出，上奏真宗，痛陈修筑玉清昭应宫的 “五不便”：其一，工程耗费巨大，国库空虚，将加重百姓赋税负担，使民不聊生；其二，大量征用民夫，致使农事荒废，影响国家根本；其三，道观修筑耗时长久，官员精力皆被牵制，无暇顾及民生政务；其四，迷信祥瑞、尊崇道教之风盛行，易使社会风气趋于浮躁，民众沉迷虚幻，不利国家长治久安；其五，奸佞当道，借工程之便结党营私，将腐蚀朝廷根基。
宋真宗览奏后，龙颜大怒，责问王曾：“大臣宜傅会国事，何遽自异耶？” 王曾毫不畏惧，叩首答道：“君从谏则明，臣尽忠谓义。陛下不知臣驽病，使待罪政府，臣知义而已，不知异也。”
王曾以忠诚与正义回应宋真宗的斥责，表明自己身为臣子，明知进谏可能触怒皇帝，但为了国家与百姓的利益，绝不能沉默不语。
公元1011年，北宋大中祥符四年。王曾升任尚书主客郎中，后又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
公元1016年，北宋大中祥符九年。王曾以右谏议大夫为参知政事。
此时的王曾，虽然官越做越高，但由于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在朝中树敌颇多，时常受到排挤打压。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奸臣，更是在宋真宗面前屡进谗言，诋毁王曾。
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在宰相王钦若的排挤和陷害下，王曾被罢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次年离京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后又调镇天雄军，复任参知政事，迁官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公元1022年，北宋乾兴元年。宋真宗病重，朝廷局势波谲云诡，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刘皇后久参朝政，权势渐大，有临朝称制之意；宰相丁谓心怀叵测，妄图借机独揽大权，与宦官雷允恭相互勾结，把持内外事务，对年幼的太子赵祯构成了巨大威胁。
王曾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危急，深知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北宋朝廷必将陷入混乱，江山社稷危在旦夕。他私下找到与刘皇后关系密切的外戚钱惟演，语重心长地说道：“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皆因窃居大位，连累娘家人。你身为皇后至亲，当劝说皇后在皇上驾崩后拥太子登基，太后辅政，如此方为刘家之福。若皇后临朝称制，必遭天下疑心，恐成刘家之祸，你亦难脱干系。” 钱惟演听后，深以为然，入宫将王曾之言转达给刘皇后。刘皇后本就聪慧过人，权衡利弊后，放弃了临朝称制的念头，转而支持太子登基。
不久，宋真宗驾崩。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遗诏。他深知这份遗诏关乎大宋江山的未来走向，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当写到 “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时，宰相丁谓匆匆赶来，心怀鬼胎地提出去掉 “权” 字，欲让刘太后全权掌控朝政。王曾目光如炬，严词拒绝道：“皇帝年幼，太后执掌朝政，本已是国运不佳的无奈之举。称‘权’，意在表明太后听政只是暂时的，为后世立规，此字断不可去。况且增减诏令自有章法，岂容随意破坏！” 丁谓见王曾态度坚决，又惧于他的威望，只得作罢。王曾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果敢，确保了遗诏内容符合大宋的根本利益，维护了皇权的正统性，保障了太子赵祯稳定继位。
宋真宗驾崩后，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北宋王朝迎来了新的时代，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听政成为既定事实，但朝堂之上围绕权力的争夺却愈发激烈。王曾与丁谓在太后听政仪式及权力分配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王曾提议仿照东汉旧制，太后与皇帝每五日一同临朝，太后坐于皇帝右侧，垂帘听政，共同商议军国大事。他认为如此既能体现太后对皇帝的辅佐之意，又可避免太后专权，确保朝政清明。丁谓却另有盘算，他提出皇帝每月初一、十五接见大臣，遇大事由太后与皇帝召集辅臣决断，小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奏禁中，由太后 “画可” 后颁布执行。丁谓此计，意在将太后与皇帝隔开，自己则通过雷允恭掌控内外信息，进而独揽大权。
王曾一眼看穿丁谓的阴谋，痛心疾首地指出：“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 然而，丁谓仗着自己是宰相，又有太后撑腰，对王曾的反对置若罔闻。不久，雷允恭在负责真宗陵寝修建时，擅自做主将墓地往高处迁移，结果导致陵墓进水，工程一塌糊涂。王曾抓住这一契机，暗中调查，掌握了丁谓与雷允恭勾结的铁证。
王曾佯装谦卑地对丁谓说：“我老王至今尚无子嗣，想让弟弟的儿子入嗣。退朝后，请您与我一同向太后汇报，行不？” 丁谓见王曾如此低声下气，心中得意，便随口应道：“此等小事，你自行去讲便是。” 王曾心中暗喜，进宫后，他将雷允恭擅自移陵之事详细禀报太后，并直言丁谓与之勾结，包藏祸心。刘太后听闻，勃然大怒，对丁谓的信任瞬间崩塌。随后，刘太后召集内阁大臣议事，独独不通知丁谓。丁谓察觉大事不妙，匆匆赶到刘太后座前，却发现帘内空无一人，顿时方寸大乱，只得拿着手板猛敲额头，狼狈至极。几天后，诏令下达，丁谓被罢相，发配海南，抄没家产；雷允恭则被乱棍打死。王曾凭借着非凡的智谋与勇气，一举铲除了丁谓这一权臣，为朝廷除去一大害，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丁谓倒台后，王曾因功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等职，成为宋仁宗朝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他与刘太后之间的矛盾却并未因丁谓的离去而消弭。
刘太后虽非武则天般有称帝之心，但久掌朝政，难免有专权之意，对权力的掌控欲愈发强烈。王曾秉持着维护皇权、坚守祖制的原则，多次与刘太后发生冲突。刘太后欲在天安殿受尊号册，王曾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不合礼制，刘太后应在便殿受册。刘太后虽心中不悦，但最终还是听从了王曾的建议。
后来，刘太后的姻亲、内宫都知江德明仗着刘太后的权势，干预朝政，王曾毫不留情地予以裁抑，多次在朝堂上弹劾其不法行为，令江德明威风扫地。刘太后对王曾的不满日益加深，时常在朝堂之上对他冷言冷语，诸多决策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见。
公元1029年，北宋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因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这本是一场天灾，刘太后却借机将王曾罢相，外放青州。
王曾虽被贬谪，却并未心生怨怼，他一如既往地心系百姓。在青州任上，他关心民生疾苦，轻徭薄赋，鼓励农桑，使得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百姓为他画像、立生祠以纪念，表敬爱之情。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刘太后病故，仁宗皇帝终于亲政。王曾被召回朝廷，担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再次成为宋仁宗的股肱之臣。然而，此时的朝堂之上，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与纷争。
吕夷简与王曾同朝为相，起初，二人曾携手合作，为仁宗朝的稳定与发展付出诸多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吕夷简逐渐变得专断独行，在用人、施政等诸多方面与王曾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官员任免问题上，吕夷简常常凭借个人喜好提拔亲信，排除异己，将朝廷官职视为私物，肆意安排。王曾对此极为不满，他坚持用人唯贤，认为官职乃国家公器，应为有才能、有品德之人所担任，不应成为权臣结党营私的工具。于是，王曾多次在朝堂上与吕夷简据理力争，试图纠正他的用人不当之举。 二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朝堂气氛剑拔弩张。
此外，在对待西夏战事、推行新政等诸多国家大事上，二人亦是意见不合。吕夷简主张以和为贵，对西夏采取妥协退让之策，以求一时安宁；王曾则认为应加强边防，整军备战，以强硬姿态应对外敌，方能保大宋边疆长治久安。在推行新政方面，吕夷简态度保守，担心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者，引发朝堂动荡；王曾却积极支持改革，认为唯有破旧立新，才能使大宋摆脱积弊，焕发生机。
由于二人矛盾日益尖锐，朝堂之上逐渐形成了以吕夷简和王曾为首的两个阵营，士大夫们纷纷选边站队，明争暗斗，朝廷政务陷入僵局。仁宗皇帝虽多次调解，但二人积怨已深，难以调和。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仁宗皇帝无奈之下，将王曾与吕夷简同时罢相，这场持续多年的宰相之争，以两败俱伤的结局落下帷幕。
公元1038年，北宋宝元元年。王曾罹患疥症，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宋仁宗为之辍朝二日，追赠侍中，谥号“文正”。在古代，“文正” 乃文人谥号的极致，是对臣子品行、才学、功绩的最高褒奖，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王曾以其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赢得了这份殊荣，实至名归。
纵观王曾的一生，他历经三朝，两次拜相，其卓越的为政才能与深远影响贯穿于北宋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在政治领域，王曾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与果敢的决断力。真宗朝时，面对皇帝沉迷祥瑞、大兴土木之举，他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痛陈利弊，尽显忠臣本色。如在玉清昭应宫修筑一事上，他力陈 “五不便”，虽触怒龙颜，却坚守正道，为国家社稷与百姓民生发声。在仁宗朝，他顾命辅政，巧妙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确保皇权平稳过渡。铲除丁谓一党时，他精心谋划，以智慧与谋略一举扭转朝堂局势，为仁宗朝的清明政治奠定基础。
用人方面，王曾独具慧眼，秉持唯才是举、公正无私的原则。他深知人才乃治国之本，不拘一格选拔贤能，范仲淹、包拯等诸多名臣皆得益于他的举荐。且他举荐人才时，从不图回报，不搞结党营私，默默为朝廷输送新鲜血液，使得朝堂之上人才济济，为北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地方治理上，王曾同样政绩斐然。无论是外放应天府、青州，还是任职郓州等地，他都心系百姓，关注民生疾苦。轻徭薄赋，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一系列举措使得当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在青州任上，百姓自发为他画像立祠，足见其深受百姓爱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文化领域，王曾以其深厚的学养与卓越的文学才华，为北宋文化发展添砖加瓦。他的诗词文章，如《早梅》《有物混成赋》等，气势恢宏，意境深远，展现出高超的文学造诣，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为士林所称颂，还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北宋文化的繁荣兴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王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他谦逊有礼，不骄不躁，面对荣誉与权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刚正不阿，敢于与邪恶势力抗争，为正义发声，即便身处困境，也绝不妥协。他去世后所获 “文正” 谥号，正是对他一生功绩与品德的至高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