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的三朝重臣，也是北宋硬核外交的天花板。范仲淹称他有“王佐之才”，极力向朝廷举荐他；晏殊说他才质俱佳，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两度出使辽国，在谈判中陈述利害，不卑不亢，使辽兴宗息兵宁事，达成 “庆历增币”，让南北的百姓数十年不见战事。他妥善安置数十万灾民，救活五十余万人，并招募万余青壮年当兵。他以一介书生之躯，守住了大宋为数不多的风骨。
他就是被称为北宋第一外交家的郑国公——富弼。
富弼，字彦国。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 北宋时期政治家、外交家、谋略家、文学家。
公元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富弼出生于洛阳。洛阳是北宋的西京，人文荟萃，富弼自幼浸染于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年轻时的富弼坚持学习，气量大度。范仲淹见到他时，惊叹于他的才华与气度，赞其为 “王佐才也”，并将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等重臣。晏殊对富弼也颇为看好，不仅赏识其才华，还将女儿许配给他。《宋史·富弼传》记载：“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北宋政坛这么多大佬的赏识和引导，为富弼的人生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公元1030年，北宋天圣八年。富弼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参加制科考试。在这场选拔特殊人才的考试中，富弼凭借出众的学识与见解，被推举为茂才异等，考入第四等，登科及第，授官将作监丞，出知河南府长水县（今河南洛宁）。一个月后，应知河阳军李迪邀请，任签书河阳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初入仕途的富弼，满怀热忱，欲一展宏图。然而，命运的波澜很快袭来。次年，富弼的父亲富言逝世，他毅然辞官，回乡守孝三年，尽显孝道。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孝期已满的富弼回归朝堂，却逢范仲淹因抗议郭皇后不当废黜而遭贬谪。富弼秉持正义，上书朝廷，直言此举 “一举二失”，认为皇后不应被废，范仲淹作为忠臣谏诤亦不该被贬。他的直言不讳，触怒了权贵，被贬为绛州（今山西运城新绛县）通判。但富弼并未因此而气馁，在绛州任职期间，他依然尽职尽责，关注民生疾苦，为当地百姓谋福祉。
公元1037年，北宋景佑四年。富弼被召试馆职，凭借自身才华擢升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后又被沂国公王曾辟为郓州（今山东东平县）通判，跟随其到郓州任职。在此期间，富弼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对北宋的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为他日后在朝堂上的大展身手奠定了坚实基础。
富弼回归朝堂后，正值北宋内忧外患之际。
公元1038年，北宋景佑五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政权，公然与北宋分庭抗礼，要求北宋承认其合法地位。北宋朝廷对此反应不一，或主和，或主战，议论纷纷却无定论。富弼洞察局势，深知西夏此举对北宋的威胁，遂上疏《论西夏八事奏》，条陈己见。他提出斩杀西夏来使以扬国威，四方征兵、征调国库钱财以作军用，而非加重赋税、重赏立下战功者等八条建议，试图从外交、军事、财政等多方面应对西夏的挑衅，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
公元1040年，北宋宝元三年。富弼被召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兼知谏院。此时，朝廷在西北集结大量兵备，全力应对西夏的威胁，然而在东南九道却疏于防守，存在极大的军事隐患。富弼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立即上谏，请求在每个要道各招募数千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和周密布防，以备不测之需。他深知，国家安全需全方位保障，一处疏漏都可能导致大祸。同时，他还建议减少军队冗费以充实国用，减轻税收施行仁政，以缓解百姓压力，稳固国家根基。
同年正月，出现日食现象。按照古代天人感应的观念，日食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着人间政治的失德或失误。富弼借机上谏，请求撤销宴乐，在别馆中赐下酒饭招待西夏使者，以显示朝廷对天象的敬畏和对局势的审慎。宋仁宗起初并未采纳，富弼进一步谏言，称若契丹得知北宋在日食之时仍宴乐不止，定会轻视北宋朝廷，这将是朝廷的莫大耻辱。果不其然，后来得知契丹果真撤销宴会，宋仁宗懊悔不已，对富弼的远见卓识愈发看重。
此前，宋仁宗因臣子上谏其过失，一怒之下将上谏者贬逐，并下令禁止朝臣越权言事，堵塞了言路。富弼深知广开言路对朝政清明的重要性，借日食之事上疏，痛陈利弊，表明应对天象变化，莫不过广通言路，请求废除越权言事的禁令。他言辞恳切，晓以大义，终于说服宋仁宗允准此事，使得朝堂上下又能畅所欲言，为解决诸多问题营造了良好氛围。
富弼又上谏称皇上每日需批阅的奏章繁多，难免有所疏漏，应选拔贤能侍臣分担批阅，再挑选其中切实可行的建议施行。他的这一建议，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让皇帝能更精准地把握朝政大局，及时应对各种问题。在处理事务时，富弼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避权贵，敢于直言，其谏言往往切中要害，为宋仁宗时期的朝政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北宋局势愈发危急。西夏李元昊的叛乱尚未平息，北方的辽国趁火打劫，辽兴宗耶律宗真派使者前来，以宋朝违背 “澶渊之盟” 为由，索要关南十县土地。辽国陈兵边境，剑拔弩张，北宋朝廷上下震恐。宋仁宗深知此事棘手，若处理不当，北宋将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朝堂之上，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应下这艰难的出使任务。
富弼得知此事后，毅然挺身而出，他深知此行艰险万分，却毫不退缩，向宋仁宗庄重请命：“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在国家危难之际，富弼展现出非凡的担当与勇气，带着朝廷的期望与重托，踏上了出使辽国的征程。
富弼抵达辽国后，立刻感受到了紧张压抑的氛围。辽兴宗亲自接见，一见面便言辞犀利地指责北宋，称宋朝违背盟约，在雁门等地屯驻重兵，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缮城垒，还广泛招兵，有攻打辽国之意，辽国臣子对此极为不满，纷纷劝他出兵，他表示只要北宋归还关南十县土地，便可不计较，否则定然发兵南下。富弼听后，冷静沉着，迅速梳理出辽兴宗话语中的关键要点，随后不卑不亢地回应。
他先解释道，北宋屯兵雁门，纯粹是为防备西夏，与辽国毫无关联；招兵买马也是为补充军队缺额，并非针对辽国。接着，对于关南十县土地归属问题，富弼晓谕历史，称这片土地很久以前本就是中原国土，虽晋朝石敬瑭曾割让给契丹，但周世宗柴荣又奋力夺回，如今时代变迁，各执一词，难以说清，还是遵守 “澶渊之盟” 为妥。最后，针对辽国大臣的主战言论，富弼直击要害，直言大宋将领亦想攻打辽国，只因天下和平，君主独享好处，战争胜利功劳归武将，失败损失归君主，大臣们主战多为自身利益考量。且大宋精兵百万，真要开战，辽国未必能胜，只是宋朝天子珍惜和平，不愿轻易动武。富弼一番言辞，逻辑缜密，既维护了北宋尊严，又点明利弊，让让辽兴宗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最终，辽兴宗放弃了割地的要求。
虽然辽兴宗放弃了割地，但他仍不死心，试图在其他方面获取利益。次日，辽兴宗邀富弼一同打猎，看似休闲，实则暗藏玄机。打猎途中，辽兴宗靠近富弼，低声透露，臣子们坚持要北宋献出十县土地才肯罢休。富弼心中一动，明白辽国君臣内部意见不一，索要土地或为勒索财物。他思索片刻，诚恳说道：“你们索要土地，说到底不过是想要土地上的税赋，如此兴兵动武，只会让两国百姓生灵涂炭。我们可以适当增加岁币，以求两国和平，这于双方都有益处。” 其实，在出使前，宋仁宗为避免战争，已同意在必要时增加岁币，富弼此言，既契合朝廷底线，又抛出和平解决的橄榄枝。
辽兴宗听后，心中一动，开始认真思考富弼的提议。富弼趁机进一步阐述增加岁币对辽国的好处，既能满足辽国的经济需求，又能维护两国的和平关系。通过这次打猎场上的对话，富弼成功地摸清了辽国的真实底线，为后续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富弼第一次出使辽国，成功化解了割地危机，带着初步的谈判成果回到北宋。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辽国在收到北宋关于增加岁币的初步意向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双方需要进一步协商。于是，富弼不得不准备第二次出使辽国。
就在富弼即将出发之际，意外发生了。宋仁宗在签署国书时，对之前与富弼商议好的措辞进行了修改。富弼发现后，大惊失色。外交场合，措辞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富弼立刻进宫面见宋仁宗，据理力争。然而，宰执大臣们却认为这只是小事，无需大惊小怪。富弼愤怒地说道：“此乃国家大事，若因措辞不当，使辽国抓住把柄，引发战争，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在富弼的坚持下，宋仁宗最终重新修改了国书，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富弼再次踏上辽国的土地。这一次，辽兴宗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求北宋在增加岁币的文书中，使用 “献” 字，意为北宋向辽国进献岁币。富弼坚决反对，他义正言辞地说道：“陛下，宋辽两国，乃兄弟之国，地位平等。‘献’字有尊卑之分，大宋绝不能接受。若辽国执意如此，恐怕会破坏刚刚恢复的和平局面。”
辽兴宗见富弼态度坚决，又提出用 “纳” 字。富弼依然不为所动，他说道：“‘纳’字同样有失平等，大宋向来以诚信和尊严对待邦交，绝不会在这种原则问题上让步。陛下若真心希望维护两国和平，就不应在这些字眼上纠缠。” 富弼的强硬态度，让辽兴宗意识到北宋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最终，辽兴宗不得不放弃这一不合理要求，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
富弼两次出使辽国，凭借着卓越的外交智慧、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成功地化解了宋辽之间的危机，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他的出使成果，不仅维护了北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为北宋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
富弼出使归来，北宋朝廷局势依旧严峻。宋仁宗深知国家积弊已久，急切期望进行变革以图自强。
公元1043年，北宋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命他们主持改革事宜，期望二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范仲淹与富弼携手，殚精竭虑，针对北宋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十条纲领性的改革主张，揭开了 “庆历新政” 的序幕。
其一为明黜陟，即给官员制定严格的考核绩效制度，改变以往论资排辈的用人方式。官员若有大功大善，便可破格提拔；若无突出功绩，绝不轻易升迁。如此一来，让有能者居其位，无能者退其职，激励官员积极作为，一扫官场慵懒之风。
其二是抑侥幸，严格限制高官子弟凭借恩荫轻易入朝为官的途径。当时，恩荫制度泛滥，大量官员子弟仅凭家世便占据要职，堵塞了寒门子弟的晋升之路，还导致官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新政旨在减少这种不合理现象，为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人腾出空间，让官场气象焕然一新。
其三是精贡举，是从入仕源头进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振兴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另一方面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摒弃以往单纯注重辞藻华丽的文风，强调选拔 “不专辞藻，必明理道” 之人，力求让科举选出的官员能真正为国家的治理与发展出谋划策。
其四是择官长，着重于地方官员的选拔。要求详细考察官员的历任功过、举荐人数等情况，由中书省进行严谨审核，确保所选之人德才兼备，能够胜任地方治理之重任，为百姓谋福祉。
其五是均公田，目的是均衡官员的公田收入。公田作为官员的一项福利，分配不均导致部分官员生活富足却贪腐滋生，部分官员则因收入微薄难以廉洁自守。重新分配公田，既能保障官员基本生活，又能促使他们廉洁从政，恪尽职守。
其六是厚农桑，聚焦于农业发展。鼓励各地官府与百姓积极探寻农桑之事的利弊，每年二月组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农田水利工程，并将成果上报。通过这些举措，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国家的经济根基注入活力。
其七是修武备，鉴于北宋冗兵却战斗力不强的困境，尝试将募兵制改回唐代府兵制，让士兵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训练，既减轻财政负担，又能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国防力量，确保国家边疆安稳。
其八是减徭役，旨在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合并基层单位，裁撤不必要的差役人数，让农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缓解社会矛盾。
其九是覃恩信，要求朝廷务必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不得让减负等措施沦为一纸空文。让百姓切实感受到朝廷的恩泽，增强民众对朝廷的信任与拥护，稳固国家统治基础。
其十是重命令，强调朝廷法令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重视法令的制定与执行，做到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杜绝朝令夕改的乱象，树立朝廷公信力，确保政令畅通无阻。
这些改革措施，切中北宋时弊，大部分得到宋仁宗的采纳，并颁行全国。富弼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全力辅助范仲淹，不遗余力地落实各项政策。然而，新政触动了保守派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视新政如眼中钉、肉中刺，联合起来百般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恶意攻击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结党营私、滥用职权，试图混淆视听，误导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对新政满怀期待，但面对保守派强大的反对势力，渐渐心生犹豫。加之改革过程中，一些复杂问题逐渐浮现，让宋仁宗对改革的信心产生动摇。
公元1045年，北宋庆历五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被贬至邓州，短暂的 “庆历新政” 宣告失败。庆历新政失败后，富弼自请外出，以资政殿学士任河北宣抚使。两年后，被授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彼时，正值河朔一带洪水泛滥，灾情极为严重，五十余万灾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入青州境内。富弼见此惨状，心急如焚，毫不犹豫地动员所属各州县，全力腾挪公私房舍十万余间，用以妥善安置灾民。有人忧心忡忡地劝他谨慎行事，莫要一次性接纳如此众多的灾民，以免万一出事，难以向朝廷交代。富弼却目光坚定，决然回应道：“我岂能因一己之安危，而弃数十万百姓的性命于不顾？”
他将灾民分散安置，组织当地官吏分区管理，确保各项救助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富弼苦口婆心地劝说本地富户捐献粮食，开仓赈粮，以供应灾民的饮食所需。为了让灾民能够自救求生，他还下令，山林坡泽中一切可供食用的物产，任凭灾民采集。
在救灾过程中，富弼充分发挥地方乡绅的力量，借鉴前朝的纳粟补官制，鼓励他们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并安排小吏将各户捐赠明细记录在册，待灾情过后依据捐赠多寡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极大地调动了富户豪绅的积极性，使得政府筹集到更多的救灾钱物，惠及了更多灾区饥民。
为了保障灾民的身体健康，富弼及时制定区域隔离防控瘟疫的方针。他筹划征集了大量政府与私人空闲住所，用来安置来到青州的灾民，并将本地受灾区域划分，进行有序的隔离和救助。还在交通要道处张贴布告，引导灾民们及时分散到邻近的村庄中去，妥善安置灾后流民，保证流民有栖身之处，以此降低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他还为在灾难中的死者设置大冢葬之，曰 “丛冢”，保护灾民生存环境的卫生，避免瘟疫的发生。
富弼还极为重视人情关怀，每隔五日，便派人带着酒肉饭糗前去慰藉灾民，其心意真挚诚恳，让参与救灾的官吏与灾民们都深受感动，人人皆愿为救灾尽力。
到了第二年夏天，青州一带粮食丰收，富弼依据灾民的实际情况，为他们发放归家口粮，帮助他们顺利返回家乡。富弼成功救活了大量灾民，还从灾民中招募选拔了一批青壮年当兵，既解决了流民为患的问题，又充实了军队力量。
富弼这一系列赈灾方法，简便易行却又周密可靠，成效卓着，与以往将灾民聚集在城郭中，煮粥赈济，导致疫病流行、灾民相互践踏的混乱救灾方式截然不同。此后，他的救灾模式成为典范，各地纷纷效仿。朝廷得知富弼的功绩后，欲对他进行奖赏，富弼却坚辞不受，他认为救灾济民本就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能救活数万人，远比追求高官厚禄要有意义得多。
富弼在青州任职三年多，政绩斐然，深得民心。他离开青州时，百姓在瀑水涧旁修筑 “富公亭” 以作纪念，后改建为 “富公祠”，以铭记他的恩泽。
公元1055年，北宋 至和二年。富弼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他与文彦博一同升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然而，命运似乎总爱考验这位忠臣，同年，富弼的母亲病逝，他依循礼制，辞官回乡守孝。
宋英宗即位后，对富弼这位老臣极为敬重，召他为枢密使。但富弼因足疾缠身，难以胜任繁重政务，无奈解职，英宗进封他为祁国公，以表尊崇。
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富弼入朝觐见。此时的宋神宗年轻气盛，锐意进取，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与边疆事宜。富弼知道宋神宗心怀壮志，却仍诚恳劝谏：“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他深知战争劳民伤财，国家历经多年动荡，亟需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宋神宗虽未当场表态，但富弼的话语无疑在他心中埋下了思考的种子。
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启变法之路。富弼与王安石在治国理念上存在诸多分歧，他深知变法牵扯甚广，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社会动荡，故而多次以足疾为由，请求辞官归乡。宋神宗对这位老臣颇为倚重，多次挽留，询问他何人可堪大用，富弼举荐文彦博，对王安石却避而不谈。最终，富弼被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后改任亳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国家的财政困境。但富弼认为，此举虽在短期内可聚敛财利，却会使民心离散，动摇国家根基，故而坚决不执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也请求严惩，富弼因此被罢相，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富弼顺势请求退休，宋神宗念其多年功绩，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让他退居洛阳。
在洛阳，富弼常与司马光等旧党人士交游，他们一同对新法进行深入探讨，愈发觉察到其中隐藏的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或许是为了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因操之过急、用人不当等诸多问题，给百姓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青苗法，作为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意是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助其度过难关，待秋收后再连本带利归还，既解百姓燃眉之急，又可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但实际执行时，却演变成了强制摊派，地方官员为求政绩，不管农民是否需要，一律强令借贷，且利息颇高，许多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富弼痛心疾首，多次上书朝廷，直言青苗法 “名为便民，实乃扰民”，恳请神宗皇帝能洞察其中利害，废除这一害民之法。
免役法推行后，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百姓轮流服役的繁杂模式，改为缴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代役，看似合理，实则加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户的负担。原本无需服役的富户、权贵，凭借权势与财力，设法转嫁负担，使得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富弼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悲愤写道：“免役之法，行之未久，已见民力凋敝，如此下去，恐生大乱。” 他向朝廷谏言，应重新审视免役法，根据百姓实际贫富状况合理分摊役钱，莫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由官府参与商业经营。可在实施中，官府凭借权力低价收购商品，高价卖出，与民争利，致使许多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失业，商业市场一片萧条。富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在洛阳组织当地士绅联名上书，痛陈市易法对民间商业的毁灭性打击，呼吁朝廷回归自由市场，让商业自然发展，莫要过多干预。
富弼的这些谏言，在当时被王安石的新党视为守旧、顽固不化之举。新党人士认为，富弼等旧党因循守旧，只知维护旧有的利益格局，不懂与时俱进，变革创新。但富弼心中明白，他所坚持的，并非是对旧制的盲目守护，而是基于对国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沉考量。国家政策的变革，须稳步推进，贴合国情民意，若一味求新求快，不顾实际后果，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国本。
在洛阳的岁月里，富弼不顾自身处境艰难，始终以笔为剑，以言为刃，与新党推行的新法据理力争。他的言论虽未能即刻扭转新法推行的大势，却如暗夜中的火把，为那些在新法困境中挣扎的百姓带来一丝希望，也为后世评判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不同视角，让后人能更为全面、客观地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
公元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富弼在洛阳家中安然逝世，终年八十岁。宋神宗闻讯，辍朝三日，亲撰祭文祭奠，追赠太尉称号，上谥号 “文忠”，以表彰他一生的忠诚与功绩。北宋元佑元年，富弼配享宋神宗庙庭。
富弼一生，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从政五十余载，为北宋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初入仕途，便以直言敢谏闻名，心怀家国，关注民生，为朝廷的决策提供诸多良策，力挽狂澜于内忧外患之际。庆历新政，他与范仲淹携手并肩，试图为北宋破除积弊，虽壮志未酬，却为后世的改革者照亮了前行之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出使辽国，他凭借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唇枪舌剑之间，维护了国家尊严，稳定了边疆局势，使百姓免受战火涂炭。在地方任职时，他济世安民，无论是抗洪救灾，还是安置流民，都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悲悯的为民情怀。
富弼为人清正廉洁，好善嫉恶，恭俭好修，备受时人敬重。范仲淹赞其为 “王佐才也”，欧阳修称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叶清臣亦言 “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苏轼更是将他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并称为人杰。
富弼的一生，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镌刻着忠诚、智慧、担当与仁爱。他以一介书生的身躯，守住了大宋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