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而且据王宽所知。
其实早在宋英宗一朝，王安石就已经声名远播了。
当时的宋神宗此前读过他写之《万言书》，该上书分析了宋朝朝政之所以如此窘困的原因，因为“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
所以后来宋神宗听完大臣韩维的推荐后，马上想到了重用王安石，而王安石也是自己察觉到自己一直以来所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也由此而同意了担任要职。
所以没有宋神宗，王安石绝不可能上升得这么快。
比如当时就有宋朝大臣韩琦曾王安石进行唱衰，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如此，若非是宋神宗坚持自己用人原则，不然在这一年里已经四十八岁的王安石官职根本就不可能到参知政事，也就是宋朝诸多百姓大臣口中俗称的副宰相职位。
并且当时在如此任命完以后，宋神宗还为此特意找王安石谈话，宋神宗当时对王安石特意嘱咐说，人们提到你就说你只知道经术，不懂世务，为此你可是要注意呀！
而对此王安石则是解释道，经术就是用来经营世务的，是后世那些自称儒家庸人才认为经术不可以拿来经营世务，于是王安石如此回答的宋神宗又进一步对他进行询问说，那你现在先要干什么呢?王安石对了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
于是历史上着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而这一次宋朝大变法的最直接动机，开始就是为了应对“国用不足”。
用通俗话说，那就是当时宋朝的就国库银子都已经完全不够花了。
于是变法中最着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核心就是国家放高利贷给农民，等农民有收成了再还上，但这个高利贷年利息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达到30%。
农民丰收了当然好，如果碰到荒年就麻烦了。
至于王安石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则是在军事上推行《保甲法》，就是把广大农村都划分成以“保”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大家平时训练，成为预备役，遇到有人犯罪就搞连坐，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王安石变法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么大的名声，就在于它的剧烈，王安石对改革非常坚定，提出了“三不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遇到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就罢黜，一路下来，被他罢黜的官员列了长长的名单。
尤其是等到当王安石改革改到教育制度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是苏轼。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取消了诗赋、贴经、墨义等，专门考策论和大义这几项为此，苏轼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教育仍应该因循旧制。
苏轼的上书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
他当时就就召见苏轼问他政见，毕竟在宋代，言论风气总体还是十分自由的，所以即使是面对皇帝，苏轼也依旧不留情面的指出宋神宗几大缺点，“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还提出对策“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而宋神宗虚心听了苏轼的意见，可是王安石坐不住了他在政界有刚愎自用的评价，被世人称之为拗相公，特别是遇到有人对变法说三道四王安石更是坚决不容。
有一次有官员不同意新政，王安石想怪罪他，但宋神宗不同意。可是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不然，法不行。”
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够狠，他打击反对派也毫不留情，苏轼对皇帝说了那番话，就惹恼了王安石，他直接被王安石以此任命为不太重要的开封府推官，掌管首都的犯罪审判，让他彻底远离了朝政层面的讨论，不再拥有对此发表意见的权力。
然而苏轼毕竟是宋神宗一朝的超级明星，也是一个习惯于犯颜直谏的官员。
有年元宵节，宋神宗令开封府买浙灯，也就是从江南来的灯来装饰宋都东京市容，而且特意让手下官员以低价买来。
对此苏轼就给皇帝上书说，我知道陛下你不是为了自己赏灯，而是为了尽孝道，让二宫赏灯，但是百姓并不知道你这个意图，都认为你为了这些玩意，夺走了他们用来吃饭的钱财，宋神宗颇为尊敬苏轼，因此他看了苏轼的奏折，就取消了这个命令。
至于成为忠义之士是苏轼从小立下的抱负。
小时候，有次母亲教他读了《汉书·范滂传》，苏轼就想成为范滂那样的名士。
然而，名士虽有风格，也有风险，苏轼因为自己的耿直不羁，树立了敌人，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写过一首《桧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没想到这首诗直接给他惹出了一个超大麻烦，这首《桧诗》本来是写给一个浙江秀才的，但李定、何正臣、王珪等人借题发挥，炮制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这首诗，加上苏轼的其他作品，被罗织了耸人的罪名，说苏轼诽谤朝廷。王珪抓住《桧诗》中的“蛰龙”二字，给宋神宗报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
对此宋神宗却没有轻信，而是谈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所以宋神宗不想给苏轼加重罪，因此苏轼只是被抓到京城大牢受审。
尤其是这个案子还受到了皇太后的干预，皇太后很早就听说苏轼大名，坚持要将苏轼释放。
苏轼本来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和长子约好，如果有自己要被处死的风声，就在送来的饭菜中放上鱼，没想到，一次长子托一个亲戚去监狱给苏轼送饭，这位亲戚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就给他的饭菜加了鱼，苏轼以为自己要被处死，就写诗留别。
索性最后命运垂青了一代宋朝大词人，他被朝廷释放，只是被贬谪到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于是在黄州，苏轼在山间一处东坡上建造了房屋，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贬谪期间的雅号却成了他最有名的笔名，在人杰地灵的黄州，苏轼写下了他所有诗词中最优美的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所以世人皆说命运的些许摧残是成为伟大词人的必要条件，伟大的诗人只有在接受各种忐忑经历后才能写出足够伟大诗篇。
以至于后来等久经风霜的苏轼可归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的“客观性诗人”，王国维提到，“客观性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意思是说苏词的飘逸浩渺，得益于北宋官场的贬谪文化，也得益于宋神宗伟大宽恕。
而是被贬谪到黄州的经历也让苏轼充分濡染地气，在一首《满庭芳》中，他诗句里的乡土气息就扑面而来，“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甚至于是有一次苏轼饮酒醉了，三更才回，家童熟睡，鼾声如雷他敲门却无人答应，这时，苏轼倚着手杖，静听长江的水声，一丝哀鸣涌上心头：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然而，苏轼的行政生涯并未到“孤舟蓑笠翁”的地步。
在黄州数年后，宋神宗有意重新启用苏轼回京，监修国史，却被朝臣阻止。他就手书一道，把苏轼调到汝州，算是让他脱离了贬谪身份，手书提到苏轼“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但苏轼最终无缘再见到皇帝，因为不久之后，宋神宗就去世了。
这就像欧洲的美地奇家族保护了达芬奇和拉斐尔一样，宋神宗也保护了苏轼和司马光，这两位十一世纪时，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两位缪斯。
除了苏轼以外，另外还有司马光也是宋神宗一朝的另一位重臣。
司马光以小时候砸缸救人而广为人知，他在文化上的重大成就则是修撰《资治通鉴》，这部巨着被史学家陈寅恪誉为“政治史的空前杰作”，我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所以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从小天赋异禀，比如他七岁听完老师讲解《左氏春秋》，就能复述出大意，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有私交。
但等到王安石当政后，司马光却是他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完全不同的表示朝政应该因循旧制，祖宗法度不能随意更改，为此王安石司马光两人最终成了朝堂死对头。
后来宋神宗本来要重用司马光，但被王安石一语否决，说他“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
即便是宋神宗后来坚持要提拔司马光担任枢密院副使，司马光也力辞了六七次，根本原因是他对新政的众多措施非常不满，担心它们会产生严重后果。
所以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司马光明察世事，激流勇退，躲在了洛阳开始了《资治通鉴》的撰写，以该书参与人员而言，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工程。除了司马光，参与该书的仅有范祖禹、刘恕、刘攽几人。
司马光号迂叟，这个诙谐的称号也可以概括他性格耿介甚至偏执的一面。他毕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的草稿竟然没有一字潦草。
时至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仍然珍藏一页司马光的手稿，有大约接近五百字，读者可以从这页手稿一窥司马光为人处事写诗写稿的认真程度。
而当时的宋神宗也对司马光这部史诗巨制高度重视，司马光书还没有完成时，宋神宗就督促司马光尽快完成。
为此宋神宗还给司马光资料援助，一次就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了司马光。
这般等书终于大功告成时，十九年过去后的司马光写得须发斑白，牙齿都掉光了才终于写完。
而司马光这般《资治通鉴》近乎苦行僧般的写作方式本身也就是一个传奇，这部着作为司马光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写作过程中，司马光并非宰相，可当时全天下的人都把他当真宰相看待。普通百姓更是直接称呼他“司马相公”。
所以说司马光因《资治通鉴》名垂千古，背后的支持者也正是宋神宗，因此等到后来司马光把《资治通鉴》呈现给宋神宗时，皇帝只说了一句话，但分量足够，“贤于荀悦《汉纪》远矣。”
但即便如此，等到资治通鉴被司马光彻底写出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司马光最终还是死了，而同年还不到四十岁的宋神宗也跟随去世。
所以尽管宋神宗一生短暂，因为想要进行改革维新之大不易，于是宋神宗仍然在历史上留下了颇大声望。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宋神宗在死后继续护佑着《资治通鉴》的传承，在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在宋哲宗一朝还当过一年宰相。
在任内，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废除王安石新法，只等司马光去世后，拥护新政的官员执政就开始反攻。他们想要毁掉《资治通鉴》的雕版，让这部巨作彻底消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可是宋神宗为《资治通鉴》写的序言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序言让一切试图毁灭《资治通鉴》的阴谋都停止了。
所以说宋神宗是宋朝历史上着名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改革和建设，其中之一就是推广《资治通鉴》这部史书，这部史书由司马光主编，记录了从周代到五代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史书之一。
宋神宗认为这部史书可以帮助治国安邦，因此特地命令司马光修订这部史书，并为其提供大量的经费和人力支持，使得这部史书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
在王宽看来，于宋朝这个朝代而言，这是极其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