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提议把俘虏送到三亚去当矿工，但是许多人担心三亚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万一这伙兵油子暴动起来，恐怕力有未逮。而且前阶段镇压工人的余波尚且未过去，维稳压力还存在，不能再增加不安定因素了。
很快就俘虏问题作出了决议，所有的俘虏均不补充军队，也不运往三亚，而是统一留在临高作为劳工使用，改造几年之后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安排出路。
“如果俘虏里有当地人的话我提议就地释放。”吴南海说，“既然在本地有家有亲戚，我们扣留着对民心有较大伤害。愿意走得，全部释放，还要发点路费什么的。这样他们就能把我们的威力和仁义传播出去了。”
“好像俘虏里的确有当地的卫所兵和乡勇。”邬德说。
杨云轻轻的咳嗽了一声，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刚刚被任命为民政委员会人力处的处长，利用他在旧时空里当过血汗工厂人力资源部头头以及工会主席的优势，混上了这个位置。
当然了，以临高的用工状况按照旧时空的标志来说比最血汗的工厂还要血汗，更何况他还有无限的暴力作为后盾，这个人力处的处长并不难当。但是杨云并不以此满足――如果仅仅是这样如何能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来？
他首先潜心研究了现有的人力使用体制，认为其中有改进的余地，或者不如说进一步压榨的潜力。他决定乘这个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专业水平。
但是杨云不准备对整个体系进行大改动。毕竟这套体系是由邬德搞得，自己刚刚上任不久，随便对领导的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是不明智的。杨云不太相信议会minzhu和个人minzhu权利，属于只要有肉吃就紧随zhongyāng和领导的一类人。
“有一万多劳动力即将到来，我提议对这批劳动力的处置做一定的变化。”他避免说“改革”、“改进”之类的褒义词，而用中xing词，“我们现在执行的60天检疫制度非常好，保障了卫生方面的安全xing，不过代价是对劳动力的使用来说效率还不够高。”
现阶段的政策是检疫期间劳工和移民在检疫期间在检疫营内进行简单的语言和扫盲学习，同时进行一些较轻的手工劳动。
“这一万多人没必要圈起来检疫，他们的营养和体力状况应该比我们收容来得一般的老百姓要好的多，而且他们气力是有的，杀人放火的本事也有，要他们干手工活他们即不愿意干也干不好，jing力没处发泄反而容易发生事端。”
杨云提议，将这批俘虏经过“净化”处理之后，全部安排在马袅－澄迈的公路建设上。陆军在马袅驻有重兵，在澄迈也要驻扎若干部队，有足够的威慑力来控制俘虏。
“等这条公路修筑完毕之后，再修澄迈－琼山的公路。反正按照单道谦的计划，我们在海南要大修公路和铁路的，这些俘虏有的是活干。”
马甲咳嗽了一声：“这样处理当然很好，但是未免有碍法律的公平xing原则。俘虏用来劳作也可以，但是不能让人家象判了无期徒刑一样的一直这么干下去。这风声传了出去以后还有谁肯投降了？”
“搞积分制就行了。”杨云早就有对策，“俘虏不是无偿工作的，我们发给报酬。”
报酬是某一种积分。俘虏按照工作强度和内容，按ri计算报酬――当然报酬不多。从这笔报酬里他要支付自己的伙食、服装和卫生费用，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支付娱乐――比如piáoji的开销。但是他无权改换工作或者选择不工作，等于是有工资的强制劳动。
每个人有一个身价，等他们积累满了一定的积点之后就可以用积点的来赎身。这样他就是不再是强制xing劳工，可以另外选择工作。
杨云的计划里，第一年俘虏是没有报酬的，一年之后表现良好才能进入“积点”阶段，表现不好的人就继续强制无偿工作。一个俘虏正常状态下大约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完成赎身。
“……我们可以根据表现，对表现好、工作卖力的俘虏给予额外的奖励，这样他们就能提前一二年完成积点赎身了。”他这时候才仔细的观察了下在座的头头们，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发言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他继续说下去，“通过严酷的劳动来改正这些俘虏身上的不良习气，促进俘虏们的思想分化。通过给予奖励和调动职务的，可以从中扶持一批积极分子来对其内部进行瓦解、监视和改造。这样四五年之后，俘虏们就算不能成为建设的积极分子，也会成为一个安分守己，对新社会新秩序有用的公民了。”
大家起了一阵小声的议论。邬德注视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干得不坏！”他想，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专业人员才能让事业更上一层楼！他想着看了下自己的手表，企划院办公室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干，大量的战利品登记册正在源源不断的送来。于是他举手表示支持杨云的计划。
随后这个计划得到了细化。俘虏们按照军事编制编制成劳工大队、中队和小队。以后根据需要可以随时调配到不同的工地上使用。
“因为从事的是重体力工作，他们的可靠度评级又较低，所以我的看法是每队人数不宜太少，一面分散的过于零碎，不便监视。尽量以中队――一百人左右的规模进行派遣使用。”邬德提议道，“当然这样的规模他们只能被用作大规模的基建工程的劳动上了。”
“除了修路之外要造的大型基建工程多得去了，”建筑公司总经理梅晚说，“灌溉渠道、水库、港口……”
考虑到下一步整个海南地区已经没有明军重兵集团，而且广东方面至少也得有二三年之间才有可能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进剿，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无需再维持战争状态。会议决定临高从即ri起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秩序。解除元老和土著民兵的值班制度；征召的民兵和劳工予以解除服役；各部门生产转为正常生产。
“有一件事情非常要紧。”司凯德赶紧提出来，“我们的对外贸易联系。现在明军已经溃败，应该赶快恢复起来，我认为现阶段可以谈招安问题了……”
文德嗣说：“你准备一个人打着白旗去广州找王尊德请求他招安吗？”
“如果这样有效的话，未尝不可。”司凯德坦然道。
“你这是右倾投降主义思cháo，”文德嗣说，“我就没弄懂，为什么我们当中总有人想投降搞招安？看来投降主义的根子要好好的挖一挖。”
司凯德立刻为自己辩护：“这是策略，策略！我们需要大陆的资源和人口，如果能尽快恢复和平不是一件好事吗？至于使用什么名义我觉得问题不大。我们要得是实际的利益！利益！”
“你要恢复贸易不见得非得招安。”文德嗣jing告道，“当官的都喜欢闷声大发财，一定要搞个名义完全没必要！”
“好吧，我的意思是要和王尊德谈判。”司凯德让了一步，换了个说法。
江山说：“这次失败之后王尊德非下台不可，搞不好还会被抓到京城里去问罪。和他谈判没有任何的意义。还是等他下台之后朝廷另换新人的时候我们再和广东官府接触。”
司凯德有点绝望的嘀咕道：“时间太久了……”讨伐失利从消息上报朝廷到最后新官上任，恐怕得一年。
江山说：“我想不会很久的，历史上熊文灿是在1632年接任两广总督的。我们击败何如宾之后，应该会使得熊文灿总督两广的时间提前。老熊是以招抚著称的，他到任之后很可能会和我们主动接触。”
当下有人提出要以澳宋的名义正式和广东方面谈判，效法当年的英国人签订一个通商条约。还有人列出了五条主要条款：割让香港一岛；在广州城外予以租界；赔偿军费及临高政权的全部损失；重开双边贸易，归还所有广州站的财产。
“这五条根本不可能。”江山说，“起码现在不可能。不要说王尊德就是老熊来也不敢答应，御史一本奏上他非被逮进京不可。”
“炮轰广州，封锁珠江口！”
“炮轰广州可能有用，但是封锁珠江口对大明却没什么意义。大明朝廷和大清朝廷在这点上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不认为海外贸易对自己有什么意义。”于鄂水说，“按照正常的历史轨迹，1631年朝廷就会下令封锁广州湾。所以我们封锁不封锁根本没意义。”
“这么说我们就无计可施了？”
“如果要武力解决：按照鸦片战争的思路：一面围攻广州，迫使广州地方官府和我们达成贸易和解。同时，为了保证广东官府能确实的实行，派遣舰队到长江口，攻占镇江，然后炮轰南京，作出截断漕运的威胁。”他耸了下肩，“要是这样大明还不肯屈服，我们除了全面开战直接占领广东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要作出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然远远超越了现阶段穿越政权的能力。文德嗣认为这件事情只能和广州官府的首脑人物私下里谈，而且不能谈要签订什么具体的条约之类。
文德嗣慢悠悠的说：“做官的人最怕落字据！你们真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关键要默契，默契！”他挥舞了一下胳膊，“你去行贿办事，难道也叫对方打个收条，说我收你五万块，某某事情一定办到？你们真是太幼稚了！”
中国传统的王朝是没有外交条约概念，要和广东地方官府签订什么对等和约之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双方和谈的知道思路就是默契。彼此暗中达成一个默契和底线，互不越界。
“要广东官府赔款是不可能的。”文德嗣说，“第一他们没这个钱――就算有钱也不肯给我们；第二呢，官场上没官家赔偿老百姓这个规矩。你要人破例这就成了很大的事情。”
“这样我们岂不是谈不拢了？”司凯德嘀咕着说。
“小司啊，你还当殖民贸易长官……”
司凯德赶紧澄清：“文主席，我是殖民贸易部的办公室主任。”
“不管你是什么吧。当领导的话权力寻租这个词没听过？”文德嗣笑着说，“真金白银不能给你，但是官府手里的权力漏一点给你，不就能补偿我们的损失了？”
众人露出了明白了的表情。
“我们不能明明白白的说：香港岛割让给我！还要对方白纸黑字的写下了。这事，全大明也没一个当官的敢这样答应。连崇祯皇didu不敢――他不怕文官集团把他喷死还怕在史籍上落个‘割地’的名声。”文德嗣说，“但是我们可以悄悄的把岛占了，在上面爱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只要别搞得地方官府对上面交代不了就行，反正这种事情历来是瞒上不瞒下的。”
司凯德皱眉道：“能挨几年呢？总要露馅的。”
邬德轻轻的敲了下桌子：“时间！”他严肃的说，“三年前我们不占临高县城，待在城外发展也是靠了这个瞒上不瞒下――我们赢得了时间。我们还要再赢得三五年的时间。”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煤铁复合体成型，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大规模的暴装备暴兵员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再需要大明认可或者容忍了。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广东和谈小组”，准备重返广州，与广东官府进行接触。大致准备走三天不同的线路。首先是高举的路线，其次是李洛由，最后是广州一部分和广州站交往较深的官绅，来个多管齐下。
吴南海这时候要求发言：“可支配人力增加了一万，我们的粮食问题就出来了。”
临高的粮食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本身县里的粮食产量有限，外来人口涌入又很多。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在学校、行政部门、军事单位和工业企业等非农业生产部门，提高单位亩产和扩大种植面积的工作展开不久，所以整体的粮食供应偏紧，虽然目前尚可自给有余，但是已经形成了对越南大米供应的依赖xing。
增加的一万名俘虏，按照营养学博士陈思根的提出的个人配给标准，从事筑路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天的热量要达到3600千卡，至少也不能低于3000千卡。这个数字如果全靠碳水化合物供应的话等于每天必须供应给俘虏750克的糙米或者相当的淀粉食品。
“一万人，每天的供应量是7.5吨糙米。”吴南海着重指出了这个数字的巨大，“一个30天的月份消耗就是225吨。”
邬德一边听一边计算着存粮数字，他开始皱眉了。这样一来临高的粮食安全储备周期就会一下缩短十一天时间。
“而且糙米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不高，长期只有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健康不利。我们需要向劳工和俘虏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脂肪。保证他们能长期稳定的为我们工作，同时也减少粮食的直接消耗。”吴南海说，马千瞩说：“你说你想要怎么办吧。”
吴南海说：“我希望改变我们的渔业体制，海洋捕鱼应该从海军中duli出来――这毕竟是个农业项目，由海军兼管渔业体制上不顺。”
海洋捕捞业的确是现阶段唯一可以快速大量提供蛋白质和脂肪来源的产业。正是靠了海上捕鱼，临高政权才能大致勉强保证下元老和统治下劳工、应该军队的蛋白质供应。
拥挤的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吴南海一贯以低调无争著称，现在突然直接攻击体制问题，要夺回渔业权，这让大家很意外。
现行的渔业体制是海军管理渔业。渔船也是海军的特务艇。一部分特务艇专门进行捕鱼作业。除了海军直接捕鱼之外，还有海军在博铺附近的渔场搞得“渔业税”，每条私人渔船必须缴纳捕获量的五分之一。
不管是海军的捕获物还是渔民的捕捞税，全部缴纳到农业部属下的海产品加工厂。总量是相当可观的。
叶雨茗这时候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天地会牵头成立了渔业协会，想改良渔民的设备和生产技术，但是现在海军直接控制渔场和渔船的做法对大范围的渔业推广和改进非常的不利。我完全支持吴委员的看法，海军不应该再管渔业。”
“还有向渔民征收捕捞税――海军收税也说不通。”程栋慢悠悠的表态了，“我个人认为税务权力必须统一。再者直接征收实物税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