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也是最近才赶到苏州的，到达之后立刻与原来的织造太监交接，这个太监靠着张超，吃了一大块肥肉，现在让他回京还有些舍不得。但是刘瑾可没有多少闲工夫跟他扯皮，快刀斩『乱』麻，就交接好了，住进了织造太监府。
他看到张超的拜帖后，摇晃着脑袋，笑着说道，“咱家早就认识张主事，知道他才识高远，人品不凡。张主事公务繁忙，咱家却正好有空。既然如此，咱家过去拜访他，不就可以了吗？“
织造太监府也有几个幕僚，其中一个华亭人，名叫张文冕，与刘瑾接触几次之后，刘瑾很喜欢他，两人甚是相得。
所以等张超的信使离开后，张文冕就对刘瑾说道，“东主，这张主事恐怕不是诚心助您呀！”
刘瑾哈哈大笑，“咱家当然知道，张子卓毕竟是文官，虽然不至于向着苏州人，但也不会帮助咱家。这也是咱家这个上官去拜见他的原因呀！”
张文冕不高兴了，“东主，您可是监税大使，怎能自贬身份去拜访下属呢？”
刘瑾摇摇头笑着不说话。他久在宫中，张超这样的人又有钱又有势，想让他帮忙不礼贤下士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帮着他收到粮食，他们太监还在乎什么面子？
所以刘瑾打着仪仗，带着一大群人，招摇过市，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浒墅关，立刻整个苏州府就知道了。
张超早早的得报，叹息了一声，无可奈何的远远迎了出去。见张超出来，刘瑾远远的高声说道，“张先生，自庐州一别，短短数年，先生已经是两榜进士，天下闻名，咱家这厢有礼了。“
刘瑾毕竟是上官，他亲自过来见他这个下属，所以没奈何只得连连赔罪，然后把他请进了钞关。谁知道刘瑾竟然一把抓住他的手，然后牵着他的手一起进了钞关。
到了客厅，刘瑾却大摇大摆的坐上了主位，张超只得陪在客位，其他陪坐的都是两人的幕僚。
刘瑾上下左右细细看了看钞关大厅，钞关富庶，又新设几十年不到，所以不论是房屋还是摆设，都相当的富丽堂皇。
刘瑾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强自按压住自己的羡慕贪婪之『色』。然后一本正经的跟张超寒暄起来。
过了一会，刘瑾说起了正题，他『操』着尖利的声音诚恳的说道，
“咱家听说张先生在苏州为官，特意向皇爷请旨，请先生协助咱家监税。咱家愚钝，知道先生才智过人，先生但有所指，咱家一定听从。”
张超听刘瑾这么说话，又联想到他做得这些事情，有些无奈的叹息，“刘公公，你这是把下官架在火上烤呀！”
刘瑾尖利的笑了几嗓子，却开始解释，
“先生的奏折咱家也就有目睹，说的真是对极了。咱家是陕西人，陕西真是万分贫瘠，要不然咱家也不会有机会侍奉皇爷。
咱家这一次来到苏州，见苏州富甲天下，却一直偷逃税款，多达几百万之多，可见吴人真是『奸』滑透顶，皆是不义之人。”
张超顿时愣住了，难不成他的运河谈刘瑾也看过了？
刘瑾见张超满脸疑『惑』，得意的说道，“咱家当然看过先生的运河谈，先生所说真是字字珠玑，咱家觉得您说的比徐阁老清楚明白多了。
在咱家看来，这苏州上下只顾着自己赚钱，却不缴纳税款，就是典型的有利无义，该当重罚才是。”
什么是自作自受，张超终于体会到了。刘瑾这一番话，用张超的学说堵住张超的嘴巴，玩的相当有水平。
张超本来还想着替苏州人说几句话，可是却根本说不出来。到了此时，张超已经可以肯定，这个太监一定就是未来掀起巨大风浪的那个立皇帝。
沉思了半晌，张超知道他必须出手了。今天刘瑾演了这么一出，就算他有心帮助苏州人，也没人再相信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对不起苏州人呀。
再说刘瑾所说的，也确实是他所想的，虽然苏州的赋税很重，但是苏州的工商业极其发达，苏州士绅只要把工商业的利润拿出一部分，就足够缴纳大部分赋税，要不然苏州的园林为什么修的那么好，这些钱难不成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张超沉『吟』的问道，“苏州的税粮缴纳不足，长期积累下来，公公想一蹴而就根本就办不到。不知道公公是否了解苏州的赋税问题？”
刘瑾听张超这么说话，心中大喜，张超既然这么说，今天他这番表演没有白花，“咱家是陕西人，长期待在京师，只知道苏州的赋税很重，其他的却不甚了了。张先生，可有所教？“
张超笑着说道，“要说有所教确实不敢当，但是下官在苏州半年，确实知道一些，下官就给公公一一述说一下。”
张超继续说道，苏州府有土地七万顷左右，十分之七是官田，十分之三是民田，也就是说，官田亩数在全府是三分有其二。
按照正统年间制定的赋税制度，苏州一年要交纳大概两百万石粮食，而且本『色』多，折『色』少，因为绝大部分粮食要运到北京，所以还要征收加耗几十万石。
所以苏州府征收比例相对于大明其他地方，是非常高的，但是事实上与同时期的日本农民至少50%的赋税相比，苏州府的老百姓还是能活下去的。
但是苏州府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官田和民田的缴付比例差距太大。
所谓官田，就是国有土地，比如学业田、抄没田、建国前张士诚势力留下的土地等等；所谓民田，就是私有土地。还有个区分就是，国家对民田收的叫赋税，对官田收的叫地租。
苏州府官田多，民田少。民田基本上都被大户地主所占有了，普通贫民无地可耕的，便被迫去租种官田。
但是官田的租子极重，是民田的数倍。一亩地如果是民田，只需交税两斗，而官田可能就要上缴六七斗。官田太多，也是苏州府上缴钱粮能占到天下十分之一的原因之一。
所以就出现了严重的赋税不均问题，苏州府大多数农民租种官田，承担了极重的官租和加耗，但少数大户占有的民田却只须缴纳很少赋税。
这是极其不平衡的，自从建国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早期监税的官员不愿意得罪苏州大户，只在官田上下功夫，所以租种官地的百姓越发困苦，承受不住抛荒逃跑的农民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到了成化年间王恕进行了改革，降低了官田余粮的份额，这才稳定住了官田这一块的地租。
但是因为苏州的士子考试水平很高，苏州的土地兼并或者说土地投充问题非常突出，能够缴税民田的数量日益减少。所以苏州赋税的征收越来越困难，而矛盾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民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