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人消化魏广德的建议，采购倭国铜料的可行性时，其实魏广德已经知道其中是有利可图的。
其实早在唐朝，中国的铜钱就已经流向倭国，还十分受欢迎，叫做“渡来钱”。
日本的早期货币史历程一直深受古中国的影响，日本最早的金属铸币是模仿中国唐朝“开元通宝”铜钱所铸，“皇朝十二钱”也完全是参照唐钱而铸。
“皇朝十二钱”停铸后，古中国铜钱（以北宋、明钱为主）大量输入日本，垄断了其货币流通领域，开创了日本的“渡来钱时期”。
在中国进入明朝以后，白银在民间被广泛作为货币使用，且白银货币化已成趋势、不可逆转，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到16世纪时，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地位超过铜钱，并逐渐被明朝廷官方认可为法定货币，加之欧洲商人频繁出没东亚地区，这些也都深刻的影响着日本流通钱币的变化，日本逐渐也进入“金银铜三货时代”。
明初时，因倭寇作乱问题，明太祖断绝与日本，禁止对日本贸易。
直到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正式确立了与中国的“勘合贸易”关系，即官方朝贡贸易，民间私商贸易依然被禁止。
此后，日本室町幕府频繁派遣使船来中国，向明朝皇帝献贡，并获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在赏赐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中国铜钱，这些铜钱到日本后就成了“渡来钱”，通行于日本货币流通。
在勘合贸易模式下，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贡的物品主要有铜矿、硫磺、黄金、刀剑、扇子、漆器等，明朝皇帝赏赐给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丝、丝织品、棉纱、砂糖、陶瓷器、铜钱等。
其中，大明的生丝和丝织品在日本十分畅销，而且售价非常高，利润可达4到20倍。
每次朝贡时，日本使者都可获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远超其朝贡的物品价值，因而净获利颇丰。
1467年“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实权旁落，失去了对勘合贸易的控制权。
当时，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领主，与日本私商结盟，打着“幕府”的旗号，掌控了勘合贸易，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政局分裂，日明之间的官方勘合贸易已名存实亡，而且勘合贸易难以满足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由而，日明之间的民间走私贸易随之兴起。
在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识到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白银，而且白银在中国的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高。
因而，只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银，运到中国，就能获利颇丰，而且还能用白银直接购买中国的商品，再运回本国。
于是，一些商人就开始从事日明之间的白银贸易，日本的白银流向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向日本。
实际上，发现白银在大明的价值后，商人们就把投机的方向转到白银上，而放弃了铜料交易，一般也就是顺带手才会带回少量铜料。
这一时期日本的矿产开采和精炼，及铸造技术都比较落后。
在商人们停止或者减少向大明走私铜料后，在倭国的铜价大跌。
而在1533年之前时，日本因银矿开采和精炼技术十分落后，白银产量非常少，所以只有很少的日本白银被运往中国。
不过，1533年之后，一名日本商人神谷寿帧将一种先进白银精练技术“灰吹法”引入日本，用于开发石见银山，并快速普及开来。
由此促使日本诸多银矿被相继大规模开发，日本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而此时的日本，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领主激烈混战时期。
由于战乱导致军费支出庞大，开采金银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财源途径。
在各封建领主争相开发银矿之际，金矿的开发也掀起高潮，而且当时黄金的开采技术也有进步，从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发展为从金矿石中提炼黄金。
金银矿的竞相开发，为各封建领主带去了丰厚财富和军费资金。
而且，各封建领主还为了争夺金银矿资源，而相互开战，不断地刺激着金银矿的开发。
日本的金银开采迎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高峰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所谓的“战国”时期。
在倭国民间，此时大量金银被开采出来，但是倭国缺乏先进铸造技术，所以流通的本土货币就是由金银铜为原料制作的长条或者饼状，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计算价值。
据魏广德所知，制作精良的中国钱币在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们的认可。
虽然不会专门让工部铸造针对倭国的钱币，但是魏广德确实打算用最省钱的方式铸币，尽可能在铸币过程中为朝廷赚钱。
而凭借的，正是大明精良的铸造工艺。
是的，不管当政的是他张居正，还是他自己，早晚都要面临大明财政不足的困难，如果能够给朝廷找一条稳定的赚钱路子，比如会让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
其实大明王朝覆灭，根本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制度，朝廷手里没钱，没地方收钱。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润揣进兜里，却几乎不用向朝廷缴税，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
来自后世的魏广德依旧认为，缴税是公民的义务，商人有钱，更应该缴税。
收商税，无疑是解决大明财政窘境最简单的办法。
只可惜，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商税，那影响太大了，会招致整个士绅阶层集体反对的。
因为商业方面，其实根本还是被士绅阶层把控。
魏广德是钱要赚，税也愿意缴，只可惜没人收。
其实在后世，国人也并不抵触缴税，大家也都认可应该缴税，只不过是想少交点，所以才会有偷税漏税。
但你真问他该不该缴税，其实大家都会点头，认可交税，只是觉得税率太重了。
当然，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那之前因为主体是公有制的原因，基本上没税可交。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个体和私营经济，税收才逐渐恢复征收。
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所以八十年代抗税非常普遍，大家都没有该缴税的意识。
商税一时半会儿没着落，所以魏广德就只能向着靠大明的威势，利用铸钱的方式丰盈下国库，也算是变相收税。
这也是他选择把铸币利润交给户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留在工部。
在王国光、朱衡离开后，魏广德被张居正叫住，询问他关于从倭国获得铜料的办法。
现在，朝廷要是堂而皇之从倭国进口铜料，和他们进行贸易，怕是招致直满朝大臣的反对。
张居正虽然猜到魏广德想利用转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可中间会有人获益，这事儿要是传开，对他们的威望是会有影响的。
“这是个麻烦，可解决起来其实也简单。”
魏广德被张居正留下，其实并不惊讶，他也想到了他肯定会问其中细节。
这个钱，魏广德不打算赚，赚了以后爆出只会给他留下污点。
于是，在张居正问起后，他就呵呵笑道：“参考民间商会的模式，朝廷占五成股，内廷占两成，剩下的三成对外发售，勋贵占一成，剩余两成则售卖给商人，也是贸易的资金来源。
商会雇佣一部分朝鲜人做水手，就说是从朝鲜购买铜料，实际上就是走那条航线采购倭国铜料。
明面上找个朝鲜商人做代表就是了，朝廷这边对接则是户部和工部出面，都察院派专人进行监督，定时更换。
这些，其实也就是做给外面看，私底下还是要尽量不让消息传开。”
“可是，这可瞒不了人呐。”
张居正犹豫道。
“瞒什么人，不过是做表面文章，真要完全隐瞒下来，怕不是雪花般的弹劾奏疏飞进宫里。
户部和工部采购朝鲜商会的铜料，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魏广德满不在乎说道，“就算有人注意到，只要稍微查查就知道不能继续，勋贵凭什么入股，可不就是让他们在明面上出来对付他们的。”
别看文官集团掌握大权，勋贵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权势，但实际上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勋贵的影响依旧巨大。
只是这种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基层，而不是朝堂上。
因为能站在朝堂上的官员，都是靠科举考试起来的。
但是偌大一个国家，又哪里是靠这么点进士就能管的过来。
文官，不过是获得了朝堂和地方上的话语权，但是在施政上，还要受到地方士绅家族和勋贵实力的掣肘，所以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
文官，特别是御史，可以在位上的时候不鸟勋贵，可是等到以后呢？
致仕后的文官又如何，人家勋贵是世袭，哪怕是魏广德这样的家族，家中永远都有大明的官员身份，是一辈一辈可以往下传的。
有多少军户考中进士，可又有多少人因此放弃军户身份的？
其实凤毛麟角，因为他们这些进士，家族多世袭军职，可以躺在大明朝廷身上吸血到死，也属于既得利益者。
文官可以夺走他们的权利，但是在世袭爵位和军职上，确实半点都撼动不得。
敢动这个，才是真不死不休。
魏广德和张居正对此其实都是有清晰认识的，两人出身相仿，甚至张居正家族世袭的还是指挥使武职。
从中获得的好处，那是只多不少。
魏广德用勋贵做为威胁，让那些文官投鼠忌器，张居正自然明白是什么道理。
想想，也就点头默认了。
“此时其实现在也不急，事儿还没定下来，只有大规模开铸新钱币以后，大明自己的铜料才会接济不上，那时候才需要用倭国铜料。
此事下来，我找刘守有说说，他那边的密探能够跟着朝鲜商船跑到倭国，想来关系不俗，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
魏广德又小声说道：‘此事暂且说到这里，只等朝廷真需要时，咱们再操作也不迟。’
大明的铜料肯定不够用，但是张居正看魏广德早就胸有成竹，也就不再考虑此事。
其实，真要到那一天，户部也未必没人会想到此法，毕竟早前和倭国朝贡，倭国一开始也没少送来铜料。
从张居正值房出来，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马上把先前王国光和朱衡提到的一些意见记录下来。
这些，也是他完善新钱法奏疏的宝贵意见，反正张居正是把这事儿交到他手里，让他负责草拟此文。
坐在座位上，魏广德还在纳闷，反复思考着后世是怎么从银本位到金本位跨越的。
这两天，他又翻出早先收到的来自月港和其他地方商人给他的书信，魏广德多少也发现貌似欧洲那边，人们日常使用的也是铜板和银币，金币只是作为财富储存起来的，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想了半天，魏广德也没有想出头绪来，只好甩甩头，不再去考虑这事儿。
以他来自后世的思维，自认为已经采取了最佳策略，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为朝廷赚钱，还能促进经济流通的法子。
是的，魏广德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他哪里知道，三百年后，全球各国其实都是银本位制度，从秘鲁和墨西哥挖出了数万吨白银，暂时满足了当时世界经济对白银的需求。
不过，这一切因为“特立独行”英国的影响发生了改变。
抢到了一堆银矿的西班牙成了当时欧洲的首富土豪，在当时，米兰在为西班牙织棉，荷兰在给西班牙生产条纹布，佛罗伦萨在为西班牙生产衣服，西印度群岛在给西班牙生产海狸皮.....
但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却站了出来并表示“虽然白银很好，但是我拒绝”，英国开始反趋势而行，在十八世纪开始让自己国家的货币“英镑”和黄金挂钩，并在1816年正式采用了金本位制，推出了《金本位制度法案》，想让黄金成为世界的主流。
只不过因为英国白银和黄金的比例没有调好，导致英国大量白银都流向国外，甚至作为咨询的牛顿表示十分愧疚并出来背锅。
但也正是因为英国的这一失误，黄金的时代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