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刚回京，就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去通和宫面圣，这是应有之义；第二件事就是去大茶楼狠狠地揍了一顿赵南星。
赵南星根本没法见人，这定期的聚谈，也不能办了，大概以后，就再也没人去听了。
京师内外，一片哗然，李成梁一个粗鄙武夫，怎么可以打赵南星这样的名儒呢，简直是有辱斯文！
一片哗然之后，街头巷尾，议论了一下，也就如此了，没有再多的后续了。
没有任何一个杂报的笔正，撰写文章批评李成梁无法无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御史趁着过年前还有两天，上奏骂李成梁打人，宁远侯前脚从通和宫出来，后脚就进了大茶楼揍人，这打人究竟是谁的意思，不言而喻。
显而易见，赵南星这顿揍，白挨了，之前李成梁回京就揍过贱儒，多打几次，大家也就习惯了。
赵南星不得人心，连士大夫阶级都看不起他，王师援朝戡乱，堂堂正正，可这赵南星，以黩武罔民，弃社稷于危旌斥王师灭倭，如此迁阙之论，还自诩直臣风骨，连士大夫都无法认同了。
毕竟现在的大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还是天朝上国，跪习惯了，膝盖生根的贱儒，还没那么多。
京师在欢天喜地的准备过年，而大明皇帝先后去了南海子看望了墩台远侯、海防巡检的家眷；去北大营见了十王城宗亲；在武英楼又发了一笔过年银，不过京营锐卒也就每人一枚银元，大概能买一百斤猪肉；去西山煤局、永生毛呢厂视察了过年防火事宜，接见了工匠们，询问了王家屏推动的工会。
王家屏认为工会要建立在全机械工坊，以及匠人普遍读书明理的基础上。
但这里面又有一个悖论，那就是匠人的孩子读了书，大部分都不愿意让孩子再在工坊了，能留下的少之又少，工坊的活儿很累也很重，不够体面。
工会还是任重而道远，道阻且艰，但工会已经有了实际性的进展，至少超额利润分配都要张榜公告，钱具体花到了哪里，都会公示，算是又走出了一小步。
腊月二十五，大明皇帝在皇极门，见了外官、耆老、百姓，近千名随机挑选的各阶层的百姓，被召集在了皇极门面圣，在皇极门左右廊，写下了自己最关切的事儿。
廊庙陈民念，丹墀问政典。
自万历二年，张居正要稍复祖宗成法，让皇帝见外官后，这个制度一直执行的很好，朱翊钧作为皇帝，从来没有一天会缺席。
这一千多份奏疏，朱翊钧都会挨个过目，在来年初六上班的时候，发到内阁处置。
当然，这个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形式化，多数的奏疏都是歌功颂德的马屁，或者是有人教他们，或者是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大部分的奏疏没什么意义，但只要有一本反映到了民间疾苦，就是制度胜利。
大明发展日新月异，一些个之前完全没有预料的问题，困扰着百姓，比如因为自由流徙导致的治安问题，一些个惯犯，四处流窜作案，因为海捕公文的地域性，导致恶贯满盈的恶犯，这边犯罪，那边偷偷藏匿。
丹墀问政，也算是汉代公车上书制度的延续，至少有个口子，能让皇帝听到万民的声音，哪怕是只有一道缝儿。
下情上达，总是那么的困难，朱翊钧非常愿意了解百姓的衣食住行，朝阳门外的民舍，不代表普遍性，朝阳门外的民舍，已经是一些乡野百姓，朝思暮想的生活了，即便仍然十分的艰难。
“陛下，先生来了。”张宏从门外走了进来，俯首说道。
朱翊钧放下了手中的朱笔，说道：“快请。”
“臣拜见陛下，陛下圣躬安。”张居正俯首见礼。
“免礼，坐坐坐，国朝已经休沐，先生怎么突然来了”朱翊钧让张宏泡了一杯好茶，有些奇怪的问道。
张居正看着分门别类整理好的奏疏，略微有些感慨，陛下过年也没闲着。
朝廷已经休沐，除了值班的官署都已经休息了，但陛下还在处理着大堆大堆的奏疏，张居正端着手，略显郑重说道：“陛下还没休息，臣不敢懈怠。”
“《尚书》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陛下垂拱勤政，夜批玄霜，寒岁亦不辍万机，乃国朝万幸，然国势非旦夕而成，还请陛下稍释案牍之劳形。”
张居正以严苛闻于朝，但看着大过年也不肯休息的陛下，还是劝了两句，要注意劳逸结合。
朱翊钧笑着说道：“朕年轻，火力旺，再说闲着也是闲着，看几本奏疏而已，不碍事。”
张居正见劝不动，反思了自己是不是在讲筵的时候，有些用力过猛，可事已至此，已经没什么用了。
张居正放下了思虑，开口说道：“臣为侯于赵奏疏而来，他的安边六策，这第一策就是定规制以明职掌，这京堂农垦总局，直隶兵部而听户部调遣。置掌印总督大臣一员，臣推举张学颜掌印总督。”
“一来张学颜自辽东入朝为户部尚书，对辽东事务极为熟悉；二来，则是入朝九年，勾稽无错；三来，王司徒年老力弱精力不济，和臣私下沟通，打算致仕颐养了。”
这是两件事，张学颜为掌印总督大臣，除此之外，就是张学颜入阁之事。
“先生的意思是，内阁大臣，掌印总督辽东军垦”朱翊钧稍微思忖了下，明白了张居正的打算。
按照侯于赵的规划，本来是户部侍郎作为掌印总督大臣足矣，但张居正之前就觉得官秩太低，恐怕不妥，这越想越觉得不可，就带雪来到了通和宫面圣面呈。
王国光年纪大了，帝国的账房大先生，终于撑不太住，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不过好在，离开的时候，仍然是满怀大明中兴的希望。
“陛下，辽东垦荒四十五万顷，按安边六策，明年山西、北直隶、山东会有大量百姓流徙辽东，不期十年，辽东垦荒恐怕要过百万顷，辽东土地肥沃，一年产粮，起码能有大明总产粮的八分之一，甚至是更多，是不折不扣的粮仓。”
“兹事体大，不得不重视。”张居正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这掌印大臣，得是个大官，官小了不行。
北方普遍缺粮，如果能把辽东彻底开发出来，那不得了，北方缺粮便可以缓解许多，尤其是京师缺粮，不必从山西、陕西、甘肃、绥远等干旱地区取粮，甚至还能反哺。
缓解西北地区的普遍粮荒，大明万历维新，才算是夯足了根基，才能走的更远。
“先生思虑周全，的确，辽东兹事体大，确实需要阁臣掌印。”朱翊钧认可了张居正的理由，东北岂止一百万顷良田，又岂止大明八分之一的总产量，真的开发好了，东北千里沃野，能产五分之一的粮食，可以极大缓解北方粮荒问题。
张居正对侯于赵这本奏疏非常重视，他觉得这本奏疏可以和万历十五年的两个最重要的新政并列，万历十五年确定日后要推行的新政很多，吏举法、黄金故事、丁亥学制、世界明馆、落日计划等等。
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吏举法和丁亥学制，而辽东农垦局，和前面两件同样重要。
还田令和一条鞭法是长远目标，张居正觉得自己离世那天，能看到还田令和一条鞭法的深入推行，那也可以死而瞑目了。
一条鞭法仍然沉睡，因为张居正发现，以大明庞大的体量，赤铜、白银、黄金这些金属货币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根本撑不起一条鞭法的运转，只有黄金故事讲好，一条鞭法才能有推行的基础。
张居正把这件事看的很重要，宁愿冒着大雪，过年休沐也要和陛下深入谈一谈，明白陛下的真切想法，好推行政令，他需要明确的知道，陛下到底是为了安抚宁远侯回京，才对辽东如此重视，还是真的非常看重辽东王化。
通过和陛下讨论《安边六策疏》，张居正明确的知道了陛下真的看重辽东王化。
“先生，这海外的种植园再多，也在海外，这辽东就在家门口，真的垦出来，能给大明留下五十年甚至是百年的遗泽了，入朝灭倭，朝鲜山多地少，倭国更是除了矿产，什么都没有，入朝作战，还是为了辽东太平。”朱翊钧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入朝灭倭真的大赚特赚的地方，不在朝鲜，不在倭国，而是在辽东千里沃土，大明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有些余力开垦辽东了。
家门口的地，再少也不嫌少，海外的地，再多，其实也不完全属于大明，这也是朱翊钧如此重视汉乡镇发展的原因，只有汉乡镇壮大起来，这些海外领地的汉人，才能扎下根来。
“陛下，今年岁入有点超出了预期。”张居正说起了这次入宫的第二件事，年底盘账结束了，今年朝廷岁入超出预计的多。
张居正坐直了身子，将奏疏交给了陛下说道：“田赋折银1700万银，比去年多了五十万银，比万历六年还少了50万银。”
“商税及官厂、煤铁烟专营、钞关抽分和关税等等，万历十五年的商税，已经高达2300万银，商税比例超过了60%，这其中增长最多的是烟草专营，从三十万银利润，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银。”
预期其实只有三千八百万银的岁入，但是盘账之后发现，只差两万银，就达到4100万银了。
海贸在扩大，完全收归国朝的关税，随着海贸的兴盛累年增高，今年也就涨了不到四十万银，但烟草专营一项，就涨了一百二十万银。
这一百二十万银，就是超预期的大头。
万历六年田赋折银1800万两，这是万历年间田赋的最高峰，之后就一直维持在1600万到1700万银之间，这些年，朝廷不仅没有加农税，反而在不断的减免农税，尤其是遇到了灾年，更是如此。
按万历六年的标准严格督办，现在的田赋大约能有两千万银左右。
国朝有钱了，自然不会催逼过严，那就不会有催逼导致的内部矛盾激化，说到底，还是大明现在可以压榨殖民地，减轻内部倾轧。
商税增长的速度，远超预期，尤其是烟草增收。
“这烟草，都当药用。”张居正略显有些无奈，这是道德和财政的两难困境，明知道这是个害人的东西，但还是在出售，而且是官营。
因为取烟叶的部位、时间不同，制造出了价格不等的数十种烟草，各种烟具，烟袋、烟斗等等器具，也是获利颇丰。
这银子赚的有些丧良心，但是朝廷不专营，有的是人做这个买卖。
烟草这东西，六成都是税，如此重税，依旧阻止不了烟草的畅销。
“都是国朝的恩人。”朱翊钧很清楚，张居正为何无奈，他的道德让他觉得这样不好，但现实的财政，让他不得不这么做。
减赋恤民德威并施，广开利源本末俱理，理想很丰满，现实比较骨感，朝廷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就一个丁亥学制，不知道要多少银子填进去，大明国朝还在修驰道，这只能这样了。
张居正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更不崇尚道德崇高，他来通和宫，也不是游说陛下禁烟草的，简单感慨一下，感谢一下烟民对国朝财税的贡献。
除了烟草超预期获利之外，就是爪哇的金鸡纳霜的超预期获利。
这东西价格，即便是产量已经翻了一倍有余，仍然和黄金等价，而且多地价格仍有所上涨，这年头，疟疾在南方极为普遍，打摆子的时候，就是救命的神药。
说起来这金鸡纳树，在它的原产地秘鲁长的不是那么好，到了爪哇反而长势旺盛，也是咄咄怪事。
金鸡纳树的种子，还是葡王安东尼奥用种子换种子，走了总督夫人的关系，在万历五年换来的（745章）。
在秘鲁的金鸡纳树种植园，其实产量很低，到了爪哇反而如鱼得水。
“所以说，需求远大于供应，看得见，这奎宁的价格都会居高不下。”朱翊钧也没什么好办法，这年头，他能做的就是让总督府多种树了。
卖笑的，根本卖不过卖药的，卖药确实赚钱。
张居正主和陛下讨论大明税赋结构的改变，在张居正看来，商税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七成以上，才能说国朝财税真正健康了起来，如果占到了九成以上，就可以讨论农赋进一步减免之事了。
“倭国今年的米，比去年涨了四倍，已经八十文一斤了。”张居正说完正事，说起了倭国。
倭国米价腾飞，再次闹得连大明京师都听说了。
“大明米价几何”朱翊钧问起了大明的粮价，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米价都有所区别，但大明的粮价总体趋于平稳。
冯保拿出了备忘录，翻到了粮价的地方，递给了陛下说道：“最贵的是松江府，一斤米价要五文每斤，南衙低一点是三文，北衙是五文钱两斤。”
作为陛下的内相，陛下有疑惑的时候，就要为陛下解答。
“朝阳门外粮市口现在五文钱买得着两斤米吗”朱翊钧看着冯保的问道。
冯保平静的说道：“早上宫人采买的时候，臣专门问了，现在朝阳门粮市口还降价了，这过年都囤好了年货，卖不动，只能降一点。”
冯保不敢在粮食这件事上，欺骗皇帝，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因为陛下真的懂，而且陛下很关心粮价。
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这倭国的米，三十倍到四十倍于大明，就没有海商不顾禁令，铤而走险，货粮入倭吗”
“当然有。”张居正非常肯定的说道：“钱帛动人心，这些海商若是真的那么遵纪守法，就不是海商了，但是粮食到倭国后，也卖不上价儿。”
“陛下，倭国临海，太平洋暖流之下，倭国的气候、降水还算不错，粮食产量不是问题，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有人想让粮价那么贵。”
“大明商贾总不能在倭国开粮铺，也是把粮食卖给倭国的买办。”
“这些个买办，从大明商贾手里便宜买入，然后高价卖出，所获厚利，都买了大明的奢侈之物，绫罗绸缎，茶瓷砚印。”
粮食价格高了，种地的农夫不见得会获益，粮食价格低了，种地的农夫会损失巨大。
谷贵饿农，谷贱伤农，这是千年以来老祖宗的智慧，粮食贵了，先饿死的反而是农夫。
大明商贾发现运粮过去，无法获得厚利，再加上国法禁令高悬，自然不愿意做这种买卖了。
“这次的涨价，主要是让倭国的平民承担战败的代价。”张居正十分肯定的说道：“以前，大明也干过。”
“庚戌之变，俺答入寇，京师粮价一日三涨，最高时一斤粮两百文，就这还有价无市，保定粮价涨到了一百三十文。”
“台州府兵凶战危时，整个浙江米价曾经涨到了四文每斤，台州府涨到了四十文。”
张居正不仅批评倭国，也批评了大明，大明在北虏入寇、东南倭患的时候，粮价出现了极大的波动，百姓苦不堪言。
米价就是战争的晴雨表，身在后方的平民，受限于有限的消息渠道，对前线战争是无法了解全貌的，战报战线无法了解，但物价，是身边的事儿。
战争态势如何，可以从米价上去反映，战败的代价，总是由平民去承担，古今中外，莫概如是。
“等一下，先生你等一下，你说，台州府告急，浙江粮价涨到了四文一斤，那没闹倭患的时候呢”朱翊钧眉头一皱询问其中详情。
张居正解释道：“三文两斤，戚帅守台州，倭寇退后，恢复到了三文两斤。”
“也就是说，现在松江府的米价，比当年兵凶战危的浙江米价，还要贵！”朱翊钧抓住了重点，松江府的物价也太可怕了，一斤米要五文钱了。
战争威胁下的浙江，米价才还没现在松江府米价高。
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松江府被倭寇袭击了！
“浙江的四文一斤，维持了几个月，松江府这个价格，维持两年多了，今年怕是还要涨。”张居正小心的提醒陛下，松江府的物价高的非常稳定！
“松江府的粮价得降下来，最起码不能再这么涨了，再涨要饿死人了。”朱翊钧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松江府作为大明最自由的地方，万历维新的桥头堡，无形的大手，比有形的大手对市场的影响力更强。
但是，粮食不能炒作，不能涨价，涨上去，会把百姓饿死的，就像是京师和辽东的煤一样，别的可以炒上天，煤不行，煤价腾飞的结果，就是百姓冻死。
倭国是倭国，倭国粮价就是涨到一两银买一斤，朱翊钧也懒得管，最好统统饿死，省的减丁了。
但松江府，朱翊钧要管，要朝廷主动干预，调度粮食配给，让物价维持在一个平稳上涨的趋势中，才能保证经济有足够活力的同时，百姓不会被饿死。
其他的，朱翊钧不打算管那么多，行政力量的过分干涉，反而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无形和有形的大手，就像是阴阳两仪，完全交给无形的大手，那是朝廷推卸责任的做法，完全依赖于有形的大手，畸形、臃肿、僵化接踵而至，也无法长久。
朝廷要起到主导作用，主体经济和引导市场。
张居正谈到了赋税，进而谈到了粮价，主要是说和倭国就矿权谈判的问题，高启愚要在年后离开大明出使倭国，究竟多拿多少，需要画一条线来作为参考，倭国局势越不妙，大明能拿到的东西就越多。
“那个陛下，宁远侯把赵南星给打了。”张居正说完了正事，说起了李成梁。
朱翊钧笑着说道：“打就打了呗，朕让宁远侯打的，骗朕廷杖，他想都别想！怎么了赵南星又干什么了”
很多读书人故意发表一些逆天的言论，也不是真的不知道真实情况，就是故意骗廷杖，或者说骗朝廷的威罚。
只要被朝廷限制，立刻就以一副受害者模样，大叫着‘我说对了，戳到了朝廷的痛脚’为荣，反而会聚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跟着起哄，弄得一地鸡毛，鸡犬不宁。
朱翊钧不打廷杖，要打就是往死里打，李开芳除外，李开芳那是稀缺人才。
李成梁作为武夫，做这种事，就刚刚好。
“他去顺天府衙门报案了。”张居正略显无奈的说道：“这宁远侯是武勋，要走八辟，顺天府衙门不给办，让赵南星到北镇抚司衙门报案，这事儿不归他们管。”
要走八辟的宗亲、文臣武将，都是北镇抚司办，所以赵南星跑去顺天府衙门报案喊冤也没用。
“这样吧，让宁远侯赔他一文钱的汤药钱好了。”朱翊钧眼珠子一转，出了个好主意。
羞辱，巨大的羞辱。
用一文钱羞辱赵南星，本来赵南星是讨公道，不在乎钱，读书人太在乎铜臭味儿，会被嘲讽道德滑坡。
在传统儒学的价值体系里，对读书人道德要求是重义轻利，一文钱这个数儿，就是羞辱了赵南星两次。
张居正额头青筋跳了一下，他没记得自己讲筵的时候，教过这种折煞人的方式，这不是他教的，肯定是冯保教的了。
肯定是了，宦官整人，总是很有一套！
“他要是不堪其辱，可以自缢，朕敬佩他是个汉子，再给他官葬！”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他有胆子就自缢，学那浙江巡抚朱纨，自杀明志，朕就佩服他志向高远，朕就给他低头认错。”
“他敢吗”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卑鄙的人总是依靠着自己的卑鄙，处处占到便宜，甚至能占到舆论的高点上，对他人指指点点，高尚的人，却因为自己的高尚，只能把高尚写在自己的墓碑上。
朱翊钧对朱纨的事儿，非常非常在意，如此这般求荣得辱，天下谁还为他这个皇帝，出生入死
“他不敢，要是有这个胆子，也不是贱儒了。”张居正非常确切地说道，他要是敢，就不至于沦落如此了。
大明也有批评家，林辅成甚至触怒了皇帝被流放到了南洋考察种植园经济；李贽作为批评家，批评的内容言之有物，大明皇帝甚至还会摘抄几篇发到邸报上，让天下臣工引以为戒；
但赵南星不是，他不敢把问题剖析的太清楚、太明白，因为会得罪他不敢得罪的人、得罪给他钱的人。
他甚至不敢太胡闹，明知道是皇帝让李成梁这个黑手套动手，但是赵南星不敢到皇极门伏阙，因为他知道去了必死无疑。
张居正的判断没错，赵南星甚至没敢到北镇抚司报案，他知道只会换来更大的屈辱。
赵南星选择了忍气吞声，等过完年回江南，继续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