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江东大学最新的招生规划，到2015年，江东大学预计全校师生达到4.5万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部分中西部地区小县城一个县的人数才10多万人，如果能把这部分学生的消费和工作潜力用起来，对于城东新区的发展将是非常有利的。
而如今的城东新区早已经今非昔比，已经通过了国家级新区的申报工作，对于江东市而言，发展新区已经不是换取建设空间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的城市规划发展战略。
赵丹提出的想法是：以江东大学为中心，将生活配套设施向外延伸，形成集吃、住、玩、学、工多方面为一体的生活业态。
赵丹认为，不应该盲目的兴建商业综合体，而是采用下渗式的方式，将各种业态引进到既有街区中去，从而达到长期聚集人气的效果，搞活江东大学周边商业业态。
张政禹对赵丹的想法高度肯定。但是作为市长，也要考虑全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过和杨红晨的对接，最终市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决定，在江东大学设置人才工作服务站。
全市所有用人单位，都可以通过人才工作服务站发布招聘信息，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招聘信息合法性由工作站进行审核，而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工作站，直接与全市的各用人企业进行对接。
这样一来，就能够彻底打通学生与社会之间人才利用的桥梁，在保证学生劳动安全的情况下提供劳动服务。
在周边业态上，赵丹选择了首店引进制度，在学校周边商业综合体，引进了不少品牌的首店。
最开始赵丹向市政府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秘书长陈正永心里还直打鼓：“这么多首店，就几万学生，也不一定养得活吧？”
但是在张政禹的强烈支持下，周友怀最终也没说什么。
事实证明，赵丹的决策是正确的，除了学校的学生，大量的市区消费者被吸引到了周边消费，很快引起了消费聚集效应。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江东大学位于城东新区边缘地带，实在是交通不方便，如果有地铁或者快速路，业态发展应该会更好。
关于开放校园的建议，杨红晨犹豫不决。
学校虽然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学生既然被送到学校来上学，学校就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学生安全，如果把学校弄的四通八达，万一出了什么安全事故，学校是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而张政禹却劝道：“杨书记，来上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拥有完整的民事责任能力，我们不能总把学生当巨婴，把大学当幼儿园吧？要不咱们采用一个折中的方法，先搞一个学期试试，如果你们觉得行，我们就继续开放下去，如果你们觉得不行，学校的护栏围墙是写在建设合同里的，我们再给它建起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杨红晨也是实在没办法拒绝，答应先试行一个学期，直到年底。如果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的隐患，必须马上叫停。张政禹答应了杨红晨的要求。
事后，张政禹找到市公安局局长罗敏，要求他立即组建江东大学中心警务室，加强对校园环境的巡查工作，确保学生安全不出问题，警员不够的，可以另批编制招录。
随着大学校园开放，周边的几条夜市街全部被搞活。张政禹去调研了一次，来来往往的都是大学生，也有部分产业园的工作人员，一晚上的人流量起码在万人以上。
城东新区也把这些夜市街管了起来。整条街的夜市摊可以摆，但是每户都要公示营业执照、健康证，接受工商部门抽检。新区管委会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统一收银。
所有的商户营业额都不直接交到商户手里，而是顾客在夜市街自治委员会设置的收银点统一结账。每天晚上收市之后，收银点统一按照小票，给所有的经营商户结账。发现商户私自收费的，予以从重处罚。
这种做法看起来多此一举，但是却十分有用。
这些商户每天晚上营业额小几千块钱是没问题的，遇到有些爆火的网红店，每天的营业额能过万。但是这些流动摊位经营销售是不可能开票的。如果你硬要他们开票，他们每月开出的营业额一定不会超过3万元。
原因很简单——超过3万元要交税。
而新区管委会统一收银的理由也很简单，管委会绝不多收一分钱，统一收银的目的就在于，每月统计商户的营业额，按照每月营业额，督促商户按规定缴税。
对于商户而言，虽然不允许私自收银了，但是通过组织自治委员会的方式，把夜市也规范了起来，避免了很多商户之间为了争抢摊位导致的矛盾冲突，因此商户们倒也比较支持这个决定。
张政禹觉得这个管理方式还是挺切合实际的，长期以来，各城区对待个体工商户的收税一直是个大问题，不是不想收，而是没法收。主要是对各工商户的经营情况根本无法统计，因为大多数工商户都不开具正式发票。
而城东新区这个做法，就给全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张政禹要求市旅游局、地税局，把这个经验小范围推广，主要推广范围到滨江七街景区、江东古城景区、江心洲主题公园景区。
这些地方正是消费行业密集的地方，张政禹建议可以先试行三个月看看效果，虽然现在市里的财政状况不错，可是马上要来的地铁项目，花钱都是以十亿计算的，这个时候苍蝇再小也是肉，财政收入必须省着点用。
眼见进入下半年，各单位工作也基本进入“双过半”阶段，大量的资金要集中到下半年结账，这个时候市财政压力是最大的。
张政禹要求费建国，务必严把支出关，凡是手续不全的，无论自己签没签同意，一律不准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