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苏轼在常山会猎时，作了豪迈的《江城子》，在苏轼后来给好友鲜于侁（字子骏）的信中，苏轼还自鸣得意，向鲜于侁讲述了让一帮山东大汉咏唱此词颇为壮观的场面。
熙宁八年的九月间，在知密州的苏轼忽见任所里有一枝牡丹悄然开放，他的心禁不住为之惊奇，于是特意置酒会客，共赏名花，并挥笔写下了一首《雨中花慢》。
“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还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
苏轼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
此刻，苏轼的词作功夫已大有长进，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小我之境，较黄州时期的诗词还有较大的差距。
熙宁八年（1075）秋，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已吃了几个月的杞菊野菜，因感叹自己的“厨斋索然”，遂作《后杞菊赋》。
这篇“自嘲”式的散文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苏轼此刻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跃然纸上。早在唐代就有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苏轼此举系效法陆龟蒙而作，为区别前者，故名之《后杞菊赋》。
这篇《后杞菊赋》写就后，苏轼拿给涟水县令盛侨看，盛侨看后又抄给临淮县主簙张耒。张耒看后，被苏轼的文采与精神境界所叹服，遂作《菊赋》来称颂苏轼。张耒是这样形容苏轼的：胶西先生，为世达者。文章行义，遍满天下。出守胶西，曾是不饱。先生不愠，赋以自笑。
此时，金山寺宝觉禅师正好寄书来，苏轼就在回信时，将这篇《后杞菊赋》也一并寄去。
此文虽好，只是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后杞菊赋》问世后，被后世的历代书家争相所书，苏轼自书的摹本如今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被奉为国宝级的藏品。
就在苏轼移守胶西不满一年之际，上面派赵庾（字成伯）来接替刘庭式出任密州通判。赵庾曾出任过苏轼老家眉州丹棱县的县令，且颇有政绩，极为百姓们称颂。
后来苏轼到了杭州任上时，曾与时任泗州通判的他来往密切，苏轼仰慕赵庾的胸无城府、做事勤勉，谁知如今二人又在密州成了搭班。
此时，他的老朋友刘攽正出任曹州知州，刘攽听到当地伶人都在传唱苏轼的新词时，就作诗相戏，苏轼见到刘攽的来信，就唱和一首回寄。“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这两句被指苏轼借“刺舌以戒言语事”，又引晋人郭舒“狂言而炙其眉”等典，皆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容不下丝毫的耿直之言。
就在苏轼与新来的通判赵庾就新的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际，邸报上消息传来，自己的同年章惇（字子厚）自朝中的权三司出知湖州。
关于章惇这个人，在苏轼一生中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人早年举进士甲科，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很得王安石的欢心，遂被调至侍从三司使。
有一次，神宗曾当着章惇的面赞誉张方平，下朝后，章惇就这件事跑到吕惠卿处告诉了吕惠卿。此事被御史蔡承僖知晓，弹劾章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于是，神宗与王安石均开始厌恶起章惇，将其贬谪到陈州。后又被中丞邓绾揭其为人轻佻淫秽，遂自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章惇这个人虽然是个官二代，但出身极其卑微。其父章俞，年少之时风流不羁，其岳母年少而寡，章俞竟与岳母杨氏私通生的章惇。当时杨氏生子后，用一个盒子贮满水，默不作声地将孩子遣人送还给章俞。这是章惇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最忌讳为人道及之事。
此次章惇出知湖州，在苏轼的和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句，据说章惇收到和诗后，认为苏轼是在讥笑自己的身世，由是怨之。
不过后来，当苏轼深陷台狱与被贬黄州之际，章惇还设法解救和劝解。
另外，当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之时，听说了曾位居宰相的章惇被贬谪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时，还为之惊叹弥日。
因此上说，苏轼与章惇这一对老同学的关系，可谓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之外，二人也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十月十三，“手实法”这种扰民太甚、华而不实的荒唐之术宣告废止。当天，苏轼又听说自己的世交兼老朋友苏颂将要高升至朝中的秘书监。
秘书监官秩为从三品，大致与宰相（正三品）并列，为天下文人的精神象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兼修史书，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主官便是秘书监。
十一月初二，前宰相韩琦韩大人的后事在其家属操办下，葬在了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神宗还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至此，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的韩琦终于寿终正寝了。
应韩大人之子韩忠彦的请求，苏轼要为魏国忠献公韩琦的厅堂做一篇记，那是退隐田园的韩琦在自己府第池塘之上建造的一座厅堂，取名为“醉白”，意境取自白居易《池上》一诗，意思好像是羡慕白居易并且认为自己有不及白居易的地方。过去忠献公活着的时候曾对他儿子忠彦说过，想请苏轼为醉白堂写一篇记而未得。
如今，韩忠彦又来相求，苏轼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于是就流着泪写下了《醉白堂记》。
送走了韩大人，诸城县令赵昶（字晦之）被罢任，要回海州。老顽童张先寄诗来，还有友人作了《光禄寺二绝》给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名人，这些事都要苏轼去作诗或是唱和的。
这些时，苏轼还两度上书文潞公文彦博。
一是向文潞公反映了在京东与河北路实行食盐官府专卖的害处，二是要向文潞公反映密州一带的民风彪悍，自己以往用奖赏举报人或直接抓捕者以钱财这种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效。
但近年来朝廷以灾年为由，降低了奖赏的额度，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告密或是抓捕者丧失了动力而作罢，苏轼自认为人微言轻，想请文彦博代为向朝廷反映这一问题。
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果。
毕竟，此时的文彦博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嫉恨，被移判大名府。文潞公自身都难保，哪还有能力去管一个闭塞小州的政事呢?
心中郁闷的苏轼，只得到通判赵庾家里去对饮，借着酒水的麻醉，苏轼暂时忘却了政事上的烦恼，在老赵这里还做了三首诗，通过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的忧愁。
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常采杞菊而食的苏轼，不仅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消瘦，反而是容貌渐渐丰满起来，花白的头发一天天地变黑了。苏轼很喜欢当地风俗的淳厚，而当地的官民对苏轼的治理也慢慢接受，变得安之若素起来。
眼看政局初定，苏轼便开始整治官衙的园圃，打扫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邀请宾客登台游览，在上面南望马耳、常山，远望长啸，抒发情怀。
在齐州的弟弟苏辙听说后，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苏轼极为认可这个名字，于是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以抒怀。
就在苏轼的《超然台记》正被朋友在圈子竞相传阅之时，包拯的外甥文勋来密州办事，给苏轼谈到了自己手头现有一古本《阳关曲》，引起了苏轼的兴趣。
文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官至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以及温州瑞安县令等。此人工篆书，南岳镇南门有其篆书“南岳”二字，为世所珍，后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
苏轼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
《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都不相同。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惜别之情和期待情绪。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
苏轼与包大人的外甥对此种曲调很感兴趣，但又无法搞清《阳关三叠》曲谱是如何叠唱的，最后苏轼只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不需叠唱的结论。
到了立春日，苏轼就让乔叙、赵庾作陪，邀请文勋过来聚会，由赵庾主会，苏轼当时身体不适，加上不善饮酒，就在酒桌上观看诸公的醉笑之语，聊以解闷。
过了几天，在杭州时的老伙计晁端友于京师去世。
老晁在熙宁中为新城（今富阳新登）县令时，颇有善政，就是这一时期与苏轼常有交游。
晁端友为人淳朴耿介，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因此，不为上官所喜。按事又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是故为官不达，从仕二十三年，在着作佐郎任上故去，卒年四十七。
晁端友之子晁补之，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那次在新城县陈氏园里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后，后来又成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其父亡故后，小晁拿出父亲的诗集，想让苏轼作序。苏轼大吃一惊，交往这么多年，老晁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写诗作文之事，苏轼也不知道他竟会作诗。
当苏轼翻开他的诗集后，见他的诗中虽没有高谈大论，但论事都清楚明白，于是就郑重地为老晁的诗集作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