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薛绍彭（字道祖，薛向之子）家里，苏轼见到了薛绍彭家藏的《九马图》，也就是杜甫诗中数次提到过的曹霸将军所画九马图。
此图曾为宋代书法家薛绍彭收藏，苏轼在薛家观后作了《九马图赞并序》，将其确定为《九马图》的真迹。薛绍彭与当朝的米芾和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苏轼书画方面的朋友。
那么，这里提到的“曹霸将军”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曹霸，唐代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高贵公曹髦后裔。此人早年学书，师法王羲之、卫夫人等，能文善画，擅画马，尤精鞍马人物。时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画抵丕风流”之美誉。其代表作就有《九马图》《赢马图》等。
杜甫诗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时代的宫廷画家，但后世的美术史以及杜诗集注，对此人的研究都不够具体，并且与杜甫在杜诗系统中对曹霸的反复描写也是大相径庭的。
据后世学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于武后神功之年前后，可能是武后时期宫廷画家曹元廓之后。曹元廓师法唐初绘画巨匠阎立本，擅人物鞍马。曹霸的笔法比较接近阎立本，也说明曹霸与曹元廓是有相关联系的。
曹霸与其弟子韩干共同创立的“曹韩”画马体系，对于后世的画马影响巨大。他们所画之马，不但龙性十足，而且有画马寄情的创造性，为后世画马开创了新天地。
因此自宋元以来，凡画马必提“曹韩”、“曹将军”。
正当苏轼忙于吟诗赏画之时，北宋政坛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政知事。
“参知政事”是一种官名，又简称“参政”。这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到宋代，设中书门下，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二十多天后，王安石与陈升之创制了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
陈升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旸叔，初名旭，因避神宗讳，改字晹叔。建阳三桂里（考亭）人，进士出身，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忤，乃称疾不朝。
作为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此时的苏轼兄弟才刚刚抵达京师并住到了南园。
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苏轼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将与所谓的“新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二月中，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员、将校告身及及封赠），兼判尚书祠部（掌尚书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长，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颇甚优闲，便于懒拙”，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倒是极为羡慕。
三月十六，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过问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以至于问题丛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的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就连中书省及门下省亦不得过问。
条例司的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共二员，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因初置时，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故冠之以“同”字。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二员或三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干。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
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那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他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求财使得国家富裕，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并指出具体的漏洞主要有三个：一是官员编制冗余，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三是财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销过多。
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相当于全国人大），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确实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随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还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书呆子董传亡故后，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
于是，苏轼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董传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等等，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苏轼还告诉韩大人，不如让陈铎把钱捎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留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汲（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汲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了提笔作诗。
这位老乡任汲，标签是“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任侠，喜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遂在当地买田而居。此人后来曾通判黄州，还转知过泸州。
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送任汲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陆陆续续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今上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秀州僧本莹静照堂》），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石苍舒其时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善行草，有骨气。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他已将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同上），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在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当代着名作家余华好像说过：你仔细想想,哪次滔滔不绝后带来的不是悔恨!
所以说，擅长“直抒胸臆”的苏轼在上奏之后，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