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史馆，虽然是个清水衙门，但苏轼却可以遍览皇家珍藏的历代法帖，像当时官本十卷的《淳化阁帖》，都是常人平生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苏轼认为，辨别书法真伪的难度正像中医把脉一样，知道它的好坏是不难做到的，但非要凭自己的主观完全肯定书者是谁，那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有些唐人的临摹本，只要品质精良，也是值得收藏的。甚至在皇家珍藏的多卷王羲之父子的墨迹中，也有大量的伪作，有些仅从文辞上就能看出漏洞的仿品。只有《鹅群》一帖，苏轼倒是能判断大概率是王献之的真迹。
因此，在直史馆这段时间，苏轼从这些法帖上提高了眼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为自己日后的书法水平以及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苏轼从少年时代就极为崇拜的偶像范仲淹，在苏轼首次进京考进士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因此未曾谋过面，但这并不妨碍苏轼与范公后人的交往。
范文正公有四子，分别叫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苏轼最先在许州（今河南许昌）认识了范家老二范纯仁（字尧夫），就在这段时间，又认识了老三范纯礼（字彝叟）。而老四范纯粹（字德孺）则是后来苏轼在徐州任上的同事，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轼与范公的后人都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四月二十五，噩耗传出——苏轼的父亲苏老泉病逝，时年才五十八岁。
就在苏老泉病重期间，欧阳修连致三封书信问候，还给苏洵推荐了当朝的名医单骧。欧阳大人说前朝名医孙兆的方药较为寒凉，且古方难为今用，只有单骧的药方比较有效，一定要照方抓药，只求抽丝剥茧，不可追求速功。
这位叫单骧的郎中，我们上一章提到过。单骧本为蜀地人，考进士屡考不中，却歪打正着地以医术闻名于世。
单骧的医术虽然也出于《难经》和《素问》，但又能在用药方面别出新意，出奇制胜。先朝仁宗皇帝有病，曾下诏让单骧诊治，不料仁宗的病情后来却日渐加重，于是朝廷判定单骧等人死罪。但皇太后仁爱圣明，明察出不是单骧的罪过，于是把单骧的死罪给免除了。可见，单骧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临终前，老泉命跪在自己病床前的苏轼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对《易传》的注释，苏轼涕泪交加地郑重答应了父亲的遗命（泣受命）。
不知怎的，苏轼这时候突然会想起来父亲生前曾讲过的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书生，正坐在屋檐下读书。忽然有大黄蜂触到蜘蛛网上，蜘蛛与大黄蜂拼死相搏，大战无数回合后，一同坠地。待书生起身看时，两虫虿已化成了小石子。
书生也没多想，就收入到袖袋里继续读书。一日，书生从集市上路过，很奇怪，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云开雾散，一片晴明。几位蛮人看见书生，赶紧满脸惊愕地上前作揖，说很希望看一眼先生的神珠。
书生就很不经意地将袖中的小石子取出让蛮人们看，谁知这群蛮人看后，惊喜地说，此乃“破雾珠”。商人出高价从书生手中买下了此珠，说眼下正是雾季，我们要出海做生意，航船常被浓雾包围，有了这两颗珠子，浓雾自然就会消散，行船便可得平安。
清代一个叫陈元龙的，写了一本名为《格致镜原》的书中，也收录有此类的玄异段子。这说明古来的文人相类，对于此种“博物之学”的探求本原都一脉相承，不管到了哪个朝代，文人群体也始终改不了他们的这种考据癖好。
父亲停柩京师，趁温国公司马光前来吊丧之时，苏轼兄弟乘机跪求司马光老先生，求他为其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宰相作铭，这将是家族里无上的荣耀之举）。
初时，老先生不敢应承，说以夫人之德，不是一般人能知晓其事迹的。苏轼兄弟见状，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先母事状呈上，司马光才欣然接受（老先生深谙谦让之道）。
六月初九，应苏轼兄弟之请求，朝廷下诏赐苏洵“光禄寺丞”之荣耀。
宋代的光禄寺丞是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丞则相当于司级上下了。不管如何，给死者颁发一个再怎么高级的官职，皇家也不需出一分一毫的俸禄，所以朝廷也是乐得做这些个顺水人情的。
可在老百姓眼里，这项荣誉足可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
据一本叫《英宗实录》的小册子记载：“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这样的记述较为严谨与符合事实。
这与欧阳修为苏洵所作的墓志中“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有不小的出入。也许欧阳修是以一位文人的手笔述之，而《英宗实录》却是用史家的手笔而已，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宗实录》小册子的作者就叫王安石，字介甫。
苏轼在知史馆任职时，有一次去见宰相韩琦。
韩琦突然问苏轼道，近来经常有人向我推荐王迥这个人，苏学士如果认识此人，请谈谈此人的人品如何？
苏轼想了想，只说了四个字：为人奇俊！然韩琦却不明白苏轼的意思。
直到后来，韩琦举办家宴，让家妓献唱，当听到其中有一首叫《六幺》的曲子时，韩琦才明白了苏轼的深意。
原来，这首《六幺》曲中有“奇俊王家郎”之词。其时，朝士王迥，外貌俊美，很有才思，但却少不持重，常寻花问柳、吃酒携妓，其不肖名声甚至被写入乐府歌词中，成了类似今天的“网络红人”，可谓是臭名昭着、遗臭万年。
六月间，苏轼遵从父亲遗命，将亡妻王弗的遗骸归葬于眉山东北的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先母程夫人的墓旁，依照方位，大约在程夫人墓的西北约八步的距离。
先父曾对苏轼说过，王弗也算是在苏轼早年最艰难时陪苏轼一同吃苦过来的，一定不能忘了人家，并且死后要葬在程夫人墓旁。
如此看来，苏轼是完成先父的遗命了。（孔凡礼老先生认为此时的苏轼尚未归蜀，此事应为下一年事。现在不管如何，苏轼最终却是葬其妻王弗于母亲的墓旁，这是既成的事实，故先录于此）
前面我们已说过，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制中，有一种传统名为“丁忧”的，也称为丁艰。这一礼制源于汉代。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遇父母去世，则无论这个人任何官何职，不管是当朝宰相还是七品县令，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而不是三年的三十六个月。
因此，父亲死后，苏轼兄弟照例要辞官回乡为父亲居乡守制，丁忧三年。
离京之前，苏轼还与姚辟留诗道别。
姚辟，时任屯田员外郎。该官职是宋在工部下设置的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诸事。
苏轼兄弟顺京杭大运河扶柩南下，一路过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洪泽（今江苏淮安市洪泽区），中途泊舟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作诗记述了位于樊山的圣母庙。
经湖北石首到达江陵（今荆州），在这里，苏轼结识了三十七岁的江陵观察推官刘挚。
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沧州市东光县）人。
治平三年（1066）腊月入峡前，苏轼还在半道上遇到过李师中。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
进入腊月，苏轼一行从江陵终于进入长江三峡，开始逆流而上，运送父亲的灵柩归葬故里。想起出峡时，还是父子三人的诗赋唱和，如今的家父虽然同舟而行，却已是阴阳两隔！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宋英宗驾崩，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神”这个字，一般很少会出现在庙号谥号之中，因为毕竟古代人对于神是有信仰的。人们相信天地之中会有鬼神存在，他们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是不可得罪的，所以神一般很少出现在个人的字号中。
那么问题来了，北宋皇帝赵顼，他的庙号就叫神宗，他的庙号为什么会用“神”字呢？
对于用“神”来形容宋神宗，有的人解释说，当时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为其选定谥号。虽然守成派的大臣并不赞成宋神宗的变法革新，但是人刚刚去世，你不可能大肆批评吧，这就会显得你为臣不忠。
所以，就想了“神”这么一个明褒实贬的字作为其庙号。
古时候，“神”有以下几种意思：
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 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想来想去，宋神宗的“神”字应为“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说，当时为宋神宗上号的大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选了宋神宗。
历史上除了宋神宗选用神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皇帝也用了神宗，那就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明神宗。
好笑的是，明神宗朱翊钧竟是一位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但是自有臣子张居正进行变法，使得颓废的明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而宋神宗是一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皇帝，其结果却远没有“甩手掌柜”的万历皇帝的结局来的好。
不得不说，从这样对比来看，选用“神”字作庙号，还是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