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任上，曾经的老朋友王诜驸马，给苏轼又送来了官酒、果子及中药等物。
早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二人在艺术修养上是一对互为知音的好兄弟。
在这一穷乡僻壤还能够收到驸马爷的礼物问候，让苏轼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在密州，苏轼有一天突发乡思，就给当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桥边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王淮奇写信。
苏轼告诉王淮奇，密州的风土饮食都还可以，只是因为减免了百姓们的租税，使得公库空虚。由于正逢灾年的饥馑蔓延，强盗没有一天不出来打劫，好在近期抓了五六十人，局面才稍微稳定下来。
苏轼对王淮奇说，自己新修葺了一座高台（即超然台），有时候登高望乡，下来后便会怅然一整天。近日自己的酒量稍加见长，每天可以饮十五银盏，他日若回到瑞草桥边，一定会去找您一醉方休的。
苏轼还给在杭州时的朋友李行中写信，与李行中一起再来追忆一下在杭州时游山玩水的快乐时光。在松江时，苏轼就听说有一位自霅川徙居松江的秀才李行中，此人性情高洁，拒绝仕途，其居自名醉眠亭。
李行中，字无悔，福建化州人，徙居松江（今属上海），曾任南宁知军、琼州知府等职。苏轼在杭州时常与之游从，高尚不仕，以诗酒自娱，晚治园亭，苏轼为其题写“醉眠”，后该亭成了文人雅士集会的沙龙。
闲下来时，又收到杭州盐官县安国寺大和尚居则的请求，要苏轼为其所在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这位居则和尚，九岁时即出家为僧，十九岁时得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死了，他就在佛祖面前立下誓愿，表示终身遵守佛祖的训诫，等有钱了就建造千手千眼菩萨。
结果病愈后，由于财力不足，居则就节衣缩食三十年之久。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物，建立起七丈高的佛像，又建了四重的高阁来供奉这尊佛像。
这不，佛像塑成了，高阁也建成了，就想请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苏轼对于居则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将这件事以一个段子的形式讲给东南一带的士子们听，同时对于那些任性欺蒙佛祖的人，苏轼是极为痛恨的。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篇《盐官大悲阁记》。
按说，写记文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顶多算是一种民间意义的活动。
可是苏轼在记文中谈到了古人取士要考天文、地理、音乐、历法、宗庙祭祀、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今天却要士子们去学一些古代已经将要失传的老掉牙的经义之作。毫无疑问，这些徒发的议论，又被后来的反对派咬定是借此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法度的荒谬不便了。
写完居则的记文，中间是发了一些议论。苏轼还在给凫绎先生下的诗集序文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那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苏老泉从外面回来，取出几篇诗文对苏轼说，你来见识一下这样的诗文，当今世上此类东西不多了。当苏轼看时，发现里面的诗文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没有一点空泛的议论。而当今的士子甚至士大夫写起文章来，没有一个不是抛开现实中的人事而高谈阔论的。
如今苏轼到了鲁地，就开始搜集凫绎先生的遗文，还很幸运地在凫绎先生儿子处找到了老先生的文集。
原来，凫绎先生叫颜太初，字醇之，为古代大师兖公颜渊的第四十七代孙。儿子叫颜复，见苏轼将父亲的诗集认真地抄录下来，态度毕恭毕敬的，就趁热打铁地想请苏轼给诗集作一篇序文。
不过小颜也没有让苏轼白作，他将家藏的河北易县超级制墨大师李廷珪亲手制作的墨块赠给了苏轼。
据传，唐人李廷珪制的墨质量恒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存，就是扔进沟中，也可数月不坏。苏轼见这些墨历经了这么多年，墨色还是那样黑，就知道这是李廷珪的真品无疑。
有了李廷珪的好墨，苏轼立即展纸研墨，一气呵成地手书《试墨贴》一道，此贴后被其侄苏大通寄给了黄庭坚欣赏。黄庭坚看了此贴后，惊呼该贴“如鸾凤之雏，一日坠地，便非孔翠可拟，况山鸡辈也。”
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州郡内常有盗窃之事发而未获，上头的安抚、转运司深为担忧。有段时间，终于派遣了由三班使臣带队的悍卒数千人下来捕盗。结果，这些悍卒们凶暴恣行，比窃贼更为可恨，经常私闯民宅，打家窃舍，甚至将要发生杀人的妄动。
密州被诬陷的百姓们皆畏罪惊散，甚至被逼到将要聚众叛乱的地步。
老百姓将这些悍卒的行为告到知州苏大人这里，苏轼面对呈上来的状纸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边，说，我们朝廷派下来的三班使臣及一众将领还不至于会这样！
话虽这样说，暗地里苏轼却让这帮悍卒自相揭发，最终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马，将其绳之以法后，密州的乱象遂于悄无声息之间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时期的《诸城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诸城有一处苏轼题写的石刻，内容有九个字：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苏轼曾与乔叙（字禹功）、章传（字传道）、赵杲卿（字明叔）一起出游。
题名的石刻有说位于旧诸城的县学里的，有说被置于超然台上的，难得的是，这九个字的书体竟为八分书，也就是隶书。故有后世学者惊呼，“坡书遍天下，而八分仅见此石”、“东坡分隶，世所罕见，此九字，可谓文豹之一斑也”。
另有江湖传闻，后世的清代学者翁方纲就收藏有该九字隶书的拓片，只是该石刻已经荡然无存了。
熙宁九年（1076），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职事官，正七品，与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药、僧尼簿籍等。朝中传闻，环庆路都监兼第四将充安南行营副将李孝孙曾向朝廷乞召苏轼为侍从。
此时，包大人的外甥文勋正出任密州的从事官。
我们前面说到过，文勋十分擅长写篆书，深得李斯的运笔之妙。而苏轼在到任密州之后，于民间得到一本秦朝时期的石刻拓本，文勋听说后，就在苏轼处拿到了这一拓本，并精心地临摹下来，刻石后放在了超然台上。
苏轼认为，秦政虽然残暴无道，但秦人创立的某些制度及规矩，倒是远胜其他朝代。尤其是该朝创立的篆书就十分工巧，后世极难超越。
正月十三，文勋就要还朝了，作为好友兼“东道主”的苏知州，在为文勋送行的酒宴上作《蝶恋花》以赠。“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可见二人的深情厚谊。
正月十五这天，苏轼焚香沐手后，在自己早先作的《赤溪山主颂》题了跋。
赤溪山主即是赵棠，此人原籍蜀中，是后蜀孟昶时节度使赵廷隐的后人。
赵棠曾做出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主动弃官与一位经常神神叨叨，与人语时答非所问的所谓“神经病患者”潘盎一起出游。世人由此认为赵棠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张方平先生却认为老赵绝对是个明智达理的人，以至于后来还为他写了墓志铭。
赵棠的儿子名叫赵昶，现任大理寺丞、藤州（今广西藤县东北）知州。
苏轼与小赵有所交往，小赵就将父亲死后焚尸得到的几升舍利子分给了苏轼四十八颗，不过，后来苏轼将这些舍利子转交给宝月大师的孙子（大师有孙子，令人费解）悟清，让其拿回到寺院里供养。
后来，苏轼还从小赵的手里得到了赵棠的十几篇文章，阅后觉得赵棠的思维及逻辑深为清晰，至少在苏轼眼中，“赤溪山主”赵棠绝非常人眼中的那些模样，所以一有功夫，又在《赤溪山主颂》后题了跋。
自去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到如今不满一年，举足轻重的青州知州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由京东路安抚使兼任。兼任者陈荐（字彦升），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青州的。
二月二十一，苏轼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两首用韵颇有特色的“尖”、“叉”二险韵、窄韵诗，又书写了一遍，可能是对自己这两首运用自如、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的诗比较满意吧。
接着，苏轼又于寒食日后登上了超然台，眺望着这暮春烟雨，触动了乡思，遂赋《望江南》词意遣怀。
这首词寄寓了自己这一时期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同时表达了苏轼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三月初三，意犹未尽的苏轼又自书《超然台记》，还与同僚巡查民情后会饮流杯亭，席上还赋了一首声情悲壮雄浑的《满江红》词。
总体来说，虽然密州时期的这些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的苏轼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满江红》里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苏轼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他已经学会了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一定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