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血战湘江，预告
在看完电影后的第二天，陈勇实习的医院终于迎来了三甲审核。在审核当天那肯定是不能躲在角落摸鱼的了。事实上实习生也会被抽到问问题，所幸不用背那些“应知应会”，更多是集中在临床专业要求的手卫生、无菌操作，心肺复苏以及人人都必须懂的消防知识。
天幕下，所有人看着那一群人过来，然后叫出一个义务工作人员，问各种问题，好家伙，给他们都看紧张了。
“诶？居然没有实习生不爽捣乱”。
“实习生的担子不重，都是简单问题，你看主播他们一下子全过了。主要是院方领导不当人，让实习生加班....”
“是啊，怎么说也是自己老师，一己私欲就在暗中使绊子，几千个医务工作人员背了半年的资料就全废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医院更喜欢让学生回去，因为他们真的不敢赌，只能说陈勇实习的医院，好胆。
审核完毕，看到专家去其他部门了，整个科室都感觉轻松了，陈勇的老师还请大家喝奶茶，反正回访的可能性不大。
一下午无事，又不用加班，到了晚上陈勇就想着看点什么电影好呢。就在陈勇考虑的时候，朱棣问之前关于古田的电影，貌似有后续的故事，能不能放一放。带领一支弱势的军队披荆斩棘，建立新国，他真的很感兴趣啊。
电影当然是没分一二的，但后续的历史有相应的电影，血战湘江。而在看电影之前，陈勇先简单说了一下当时担任组织高层的李、博二人。
陈勇：“李、博二人之所以能够担任军队高层，有以下这些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国际上的背景。奥托·布劳恩（李）是国际方面派往我国的军事顾问。他毕业于毛熊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被认为具备军事理论素养，因此被派到我们这协助我们革命”。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看着天幕，反问了一句：“什么叫被认为具备军事理论素养？”
但陈勇好像没注意到，以至于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但众人也不是傻子，朱元璋只是习惯性的问了一句，很自然的他们想到了一个人，此时徐达淡淡的说出一个名字：“赵构”。
陈勇：“秦邦宪（博）是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毛熊那边留学深造过，深受国际组织的信任，也因此他被特派回国，主要负责国内的革命，而他则在之后的时间里逐渐掌握了实权”。
“然而博古本人虽然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是他回国担负重任的时候年仅23岁。由于他缺乏军事经验，在面对敌人的几十万大军时，年轻的他感到束手无策。而此时同为国际方面派来的李德自然是被他视为“及时雨”，很快就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希望这个外国的军事顾问能帮助队伍扭转局势”。
“在两人掌握组织实权期间，李德被博古视为“洋钦差”，他的身份和背景使他在军中享有极高的权威，甚至被称为‘红都的太上皇’，根本就管不了”。
唐朝，李世民：“为什么要听国际的？”。太上皇，那不就是用来关着的吗，管是管不了，但总是有办法整的，李世民习惯性的用自己的条件思考着。
因为之前一直漏掉消息，经过系统的提醒，陈勇终于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解释道：“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事了，当时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上的指示。李德作为国际的代表，其地位和决策被认为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而博古等人的盲目信任，导致他们对李德的错误指挥缺乏有效的质疑和反对”。
“我们自己的组织在成立初期有个说法叫“南陈北李”，这个故事主视角是两位国人。但党与国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密，甚至可以说组织的成立本身就是在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目的是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支持各国的共产党发展。当时国际上认为，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际方面积极帮助我们革命和发展”。
“1920年，国际上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陈、李等人接触，并帮助筹建组织。国际上提供了资金、理论指导和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在早期领导人中，如陈、李等人虽然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但在主义的理论方面和革命经验上仍依赖国际方面的指导”。
“所以，基于这些因素，虽然陈、李是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但国际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对我们的组织成立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国际上对国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和果党合作和大革命时期”。
“而根据国际方面的章程，各国的组织同国际方面是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各国的党都是国际方面的支部，支部必须服从国际方面的领导和指示。我们的组织在成立时即接受了这一原则”。
“然而，这种隶属关系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国际方面的指示经常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我们在革命策略上出现失误。例如，大革命时期的两党合作策略和后来的各种的冒险主义，都与国际方面的错误指示密切相关。直到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才最终摆脱了国际的影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天幕下，明朝，永乐年间的朱棣迫不及待的问道：“那后期这两人怎么没出来，再怎么说在国内也是有威望的啊”。
陈勇：“一位在1927年因为各种因素卸职退出了组织，李则是在1927年被北洋军阀残忍杀害”。
“那，那教员呢”。
陈勇叹了口气，说道：“这里就不得不再拓展一下之前看到关于古田的电影”。
陈勇翻了翻资料，说道：“古田的那场会议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当时是确立了教员在第四军的领导地位”。
“而接下来看的电影血战湘江发生于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此时李德和博古已经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是整个组织的最高层了”。
陈勇：“虽然教员是组织的早期创建者以及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但一直受到排挤，尤其是国际方面重用他们自己人，在教员等人被排挤出领导层后，博古和李德成为军队的实际掌权者。他们推行冒险路线，试图通过正规战和阵地战对抗敌军，但这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
“总结就是，李德和博古之所以担任高层，主要是因为国际方面的支持、博古对李德的依赖以及当时党内斗争的结果”。
陈勇在简单介绍了李、博二人的事之后，就说到另一个事。
陈勇：“这里再提另一个故事，那就是胡必成同志在德国期间积极参与了组织的组建和革命活动。在1922年3月，胡必成与张申府、刘清扬等人从法国迁居德国柏林，住在柏林瓦尔姆存皇家林荫路54号（现柏林联邦大道54号）”。
“这个时期，胡必成频繁往来于柏林和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学生和进步华工，宣传无产思想，推动组织的筹备工作。这一组织是我党在欧洲的重要分支之一，旨在团结旅欧的进步青年和华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
“这里还有一段佳说，那就是介绍朱得（德，故意写错）加入组织。1922年，朱得从中国上海远赴德国，寻求救国真理和组织。几经辗转，朱的终于在柏林找到了胡必成，并向胡必成同志倾诉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并表达了强烈加入组织的愿望”。
“胡必成敏锐地认识到朱得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决定帮助他加入组织。最终，在胡必成和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得于1922年11月正式加入组织的欧洲支部。这故事传的很广，在电影中也有过类似的对话，别人提及朱得，就问道，是那个找组织找到德国去的吗”。
天幕下，众人看着这位革命人士找组织的事迹，感慨道：“从上海到柏林啊，这是何等的赤诚之心”。
汉朝，刘邦：“为什么是上海啊，之前也多次提到上海”。
张良：“陛下这得问清朝了”。
刘邦想了想，翻了翻白眼，“想起来了，上海被划出去了，是外藩人的地界了，想来应该是在那里能躲过敌人的追抓”。
此时其他的朝代也想到这个问题，包括清朝，此时的乾隆：“......”
陈勇最后在说了一句，“李、博二人再加上胡必成同志，这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就是当时的组织的实际决策核心，这在电影中能看到这些知识点，这个非常关键”。
天幕下，各朝各代都明白后世的民主制度，一下就看出这个决策层的问题。
“完了，二对一，完全被把持了，看似三人，实则两人，说是两人，实则一人啊，不用看电影我就知道全程肯定是那洋人在指挥，唉”。众人有些难受，那段日子怕是不好过啊。
“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答案自然是开扩大会议咯”。毕竟此前的电影也提及过，有些人很快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背景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等电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