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内的剧情播放完毕，屏幕外的人却还没有从中走出。
大秦帝国的官方微波也和之前一样，继续在网上根据大家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详细的回答。
先是关于剧情中对实际历史的改动，如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侯赢和田常等角色为什么会出现在和他们历史不相符的时代中，以及关于一些为了戏剧化改编而出现的剧情内容安排。
像是关于卫鞅为什么要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治国方略，要故意戏耍秦公和众人？田常之死，以及士子下乡等安排。
而评论区也因此而逐渐热闹起来，不少观众都开始了自发的对其他人的问题进行解释和探讨。
历史这个东西，一千个人读过，就有一千零一种看法，而且是越读越觉得自己的理解是很有可能的，是真实存在的。
华夏的历史，有太多的阴霾，有太多的政治，有太多的人为因素，但同时也有太多的正义和坚毅不屈。
就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写。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存在太久，文化存在太久，人存在太久，一切都是那样的传奇，都是那样的可歌可泣。
但也因为人的缘故，让一切都存在一些疑问不解，需要后世之人一点点的抽丝剥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找出其中的真相。
为了能够让大家理解，这次的官方互动结尾处，昊云特意给观众写出了前世大秦帝国原作者，孙皓晖的一段自我解释。
向大众阐述了自己为何要讲出一个如此的大秦帝国历史剧？为何与自己之前的作品琅琊榜有如此大的区别？
大秦帝国官博：我们这部作品在拍摄之初的第一步，就是由作为导演，监制，编剧，演员以及总负责人的昊云先生，明确我们的拍摄中心思想。
昊云：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要素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既定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未来的走向。
在如今这个世界大国关系严峻的时代，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持续大步前行。
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在前世，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在海外和网上热播后，人们争议最多的，就是商鞅、秦孝公等人的刻画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出入。
孙皓晖以写秦的正史为己任，为何还要对重大历史人物进行演绎？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前世，现在也是存在的。
就连作为随组跟拍的历史学者梅雪女士也曾问过昊云这样的问题，昊云便直接以上辈子孙皓晖先生的回答作为自己的解释。
大秦帝国微波内容，昊云：“我坚信，这就是真实的商鞅。”
“司马迁写《史记》，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是基本真实的。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
遍翻《史记》，凡是在生死存亡之际为国家承担责任、勇于牺牲的人，文仲、吴起、商鞅、晁错……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好评。
能得到他好评的都是擅于做人、明哲保身之辈，范蠡、张良、李陵……我们为什么还把司马迁的主观评价当作史实来看？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只因为他的法律严格。但那是战时法律体系，能不严格吗？
难道法律严格就能反证立法之人的心性刻薄吗？
司马迁说商鞅‘造反’，但《战国策》里记载，商鞅死后不久，秦国丞相范雎就说，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试问，商鞅相当于秦国第一任丞相，范雎是第三任丞相，商鞅若是造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范雎就敢给商鞅这么高的评价吗？”
故此，我个人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司马迁错了，商鞅没造反。
车裂商鞅，只是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赢驷在秦国朝野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和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是当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商君为了自己毕生追求和秦国的自我牺牲。
【作者说明：本段内容源自网上对孙皓晖先生的采访和作品内容的自我总结，有改动。】
读到这里，所有人看过这段文字的观众都开始表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和对昊云的看法。
“说得好！我华夏民族，自古便从不缺少于危难之际挺身之人，为救乱世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者。”
“孔明，范仲淹，文天祥，岳飞，于谦，哪一个不是一世英豪，千古流传。商君变法，秦制至此流传二千余年，世间自有公论。司马小儿，鼠目寸光，怎能解商君之志？”
【作者说明：上面两条取自真实的网络评论，个人觉得写的很好，就借用了一下原本的含义，具体内容已被改写。】
“我们的历史太过久远，上面布满了尘埃，想要让其重现世间，就必须要清除那些灰烬，正本溯源，不可因一己之私而偏听偏信，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自己之学识志向，无私以奉公，此等人物，岂会出尔反尔，行自掘坟墓之事，做卑劣小人之举？”
“我们的历史课实在是太过简洁，太过潦草了，没有有效的和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进行结合。就像是我们历史诗词，一旦离开时试卷评分，它便是这世间最美的文字语言。在此我倡议有关部门重视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