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功的任命很快完成，而他也立刻开始负责起有关于水利和堤坝工程的建设，这项工作关乎与沿岸数千万人民的生活，疏忽不得，每每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黄河长江是否稳固，往往是判断中华民族的延续是否还能固若金汤的标准，虽然如今宋朝已然是工业国，对于农业的需求不再那么大了，但水利工程不仅仅有利于周边的农业，更有利于商业，河运是中国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是京杭大运河拥堵，那么整个中国的物资运输成本将急剧增加，这对于依靠商业发展的宋朝来说，自然是巨大的麻烦，所以京杭大运河的疏通以及扩大，是如今帝国最为要紧的内政，以前的京杭大运河随着泥沙的冲击越来越小，不仅仅储水的能力变差，洪水爆发的概率上升，更重要的还是所能承载的船只重量也越来越小。
这对于航运来说自然是不利的，如今的船只都是两三千吨重的铁甲船，而京杭大运河的很多地段只能走一两百吨的船只，再大的船根本过不去，只能靠拉纤来走，但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十分的大，而这花费最后只能让消费者来承受，最终造成产品的价格上涨，人们的消费欲望下降，因此拓宽河道，使得商品可以更快的在河流之中运输，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为如今的宋朝，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和河运，高速公路，汽车一类的尚且属于新兴产业，还没有来得及普及，毕竟这还是内燃机刚刚开始推广的时代，想要普及卡车之类的产品是很困难的，集装箱装运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代，大量的纤夫才是城市运输的主力，对于河流也是如此，船只运输，大量的时间会花费在纤夫拉纤上，所以拓宽喝到，至关重要，而如何拓宽河道，正是陈明功的主要任务。
根据陈明功的计划，他将花费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总计投到四百亿贯左右的经费，将河流疏通，拓宽，以保证喝到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区，可以行使两千吨到三千吨左右的船只，并且在沿岸建立三十个人工湖，以储存水量，保证干旱时期和洪水时期，对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这一计划，延绵时间很长，花费资金很巨，这也是徐清会选陈明功的一个重要年纪。
以陈明功如今的年纪来算，他才不过四十岁不到而已，即便这项任务执行二十年的时间，那时的陈明功也才六十岁不到而已，这个计划，完全可以由陈明功一个人来完成，临阵换将，这是徐清不愿意的事情，所以将这样的任务交给陈明功，让他来完成这一件壮举，自然是更加符合徐清的观念，毕竟这可不是小计划，四百亿的花费，这对于大宋政府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相当于是在未来二十年内，每一年的财政经费都有百分之七，是固定拨给治河的，连续二十年，这就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且这还是在保持汇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算出来的数字是四百亿，未来这个数字必然会不停的扩大。
最后可能会在五百亿到六百亿左右，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世纪工程了，如果不用陈明功这样年轻能干的大臣，让一位垂垂老矣的人来做，是断然不行的，而陈明功也在简短的休息之后，立刻便开始投入到了工作，这件事将成为他未来能够进入史书，名留青史的标志，虽然他对于名和利不在乎，可事关自己的专业，他还是十分在乎的。
且若是自己真的能够修成这条河流，那么不管千年以后，宋家王朝是否还在，他陈明功的名字，必然会被大运河沿岸的百姓所记住，这不仅仅是青史留名那么简单，而是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让人伟大的事情，所以陈明功可以说是十分认真，而徐清在视察两三次之后，便果断的不再管这件事，将治河全权交给了陈明功来做。
他能够看得出来，陈明功是一个有能力且有担当的人，这样的人，在制度规定之下，给予他最大的空间，让他去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其他的事情，徐清只需要不去打扰这位天才和他的团队就可以了。
陈明功宰相地位的奠定，让江浙集团中的竞争愈发激烈，有关于赵思銭和陆子游之间的抉择，也让双方是大展身手，无论是传统的大士族还是新兴的赵思銭家，都在不遗余力的为成为宰相而奋斗，在宋朝，一名宰相的诞生是需要经过朝廷内部投票的，每一位在任宰相和各个部会的尚书，以及一些重要单位的一把手，都会有一票，这些人来共同决定，新的宰相人选，所以为了让自己的代表当选，贿赂也好，各种各样的利益交换也好，可以说是十分激烈。
徐清自己就收到了来自于赵思銭和陆子游背后利益集团所输送的利益，徐清什么都不做，便得到了数十万贯的彩礼，从中就可以看到一位宰相到底有多么的值钱，徐清可是什么保证都没有，只是中立派而已，至于那些投靠向一方的，所给的好处，绝对是数百万贯的，而这些钱对于江浙集团来说，九牛一毛罢了。
江浙自晋朝之后汉室东渡以来，就得到了巨大的开发，到唐朝以后，就正式成为了国家的农业中心，到了宋代更是依靠与国际的贸易，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中心，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最为黄金的地段，故而即便是发展，这里也是最前沿的地区，光是论每年所创造的生产总值，江浙地区所占的比例为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一，不到全国百分之八的土地面积，却创造了全国接近三分之一的GDP，从中就可以看出此地的富庶，而也正因为如此，江浙集团中的财富也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数百万贯对于他们来说，自然不算是什么，尤其是与宰相宝座相比，就更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江浙集团的宰相可不是一般的宰相，而是主管经济领域的宰相，可以说是除了国防之外最为重要的宰相，而在油水上面，则是最足的。徐清在前一任宰相离开之后，并没有把经济大权交给其他人，而是继续准备交给江浙集团，这与他的出生有着很大关系，作为浙江钱塘人，再加上他穿越到的第一处地方就是温州，对于江浙，他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而这财政大权，他并没有给出去，一直为江浙集团保留着，所以谁掌握了宰相的位置，谁就掌握了这份权力。
可别小看这份权力，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他虽然不能有太大的改变，但在许多小问题上，却是能有着很大的控制权，比如说对于一些特殊商品的税率，以及对于富人的税收，还有当地的财政支持等问题，财相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只需要税收少交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利益，而在政府项目招标上，在同等条件之下，自然也会选择自家人了，故而竞争才会如此激烈，谁不想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也正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其他集团也纷纷参与其中，想要让新任的财相先认识自己，以期待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好处。
这些都是需要财相去处理的事情，因此各方都希望自己的集团能够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此事的关切自然就更加急迫，而最终在一个月之后，一切定分晓，赵思銭以两票之差，战胜陆子游，成为了新一任的财相，对此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徐清倒是无所谓，在他眼中，两位同样优秀，谁当这个财相，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赵思銭有多年的地方管理经验，虽然经济思维并不太活络，但他底下的下属都是从事经济工作好几年的人，对此可以说是十分精通，他只需要按照他们规定的路线走，除此之外，在看见官员们违背百姓利益的时候，适当制止就能做的不错了。
赵思銭在当选之后，自然也是要跟徐清见一面的，徐清便把接下来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阵大局告诉给了赵思銭，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发展区域继续加大发展，但需要注意，必须要从原本粗放式的经济，开始向着精确的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进展，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江浙，广东，京畿地区作为发达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金融，高科技等产业，政府的支持资金也必须向这些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推动重工业。
而在其他地区，则继续以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作为发展方向，以及广阔的华北地区，大规模城市化等问题，以及城镇经济的发展应该如何加速的问题，随着许多交通路口的村镇开始城镇化，乡镇企业自然也是蜂拥而至，但是这些良莠不齐的企业，其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却是不尽相同，如何去帮助他们在经济层面上发展，这也是赵思銭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总而言之，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城镇乡村地区经济起步，这就是赵思銭的主要工作。
可以说赵思銭的工作并不简单，但赵思銭却只有幸福的苦恼，对于他来说，基层三十多年的发展，让他对于经济发展虽然不甚了解，但对于人民所需要的发展，他还是有想法的，整个局势在徐清的大局之下，只要不操之过急，平静的当到退休，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毕竟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如今宋朝的经济正是增速高车道，即便发达地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少一点了，但随之而来的电力革命，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企业投资，是不可能衰落的。
所以相比起陈明功的任务艰巨，赵思銭的任务则要缓和不少，但他手中的权利却要比陈明功大得多，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若是经济停滞，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显现，只不过在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会有经济危机的问题，若是说唯一有些麻烦的，大概就是大型企业的收税问题，这一点赵思銭需要下点功夫了。
在宋朝，对于大型企业的税跟现代相比其实并不高，但因为在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不对商人收税的，因为你很难统计他们一年到底赚了多少的钱，他们的账本都是私藏的，所以你很难对他们的收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既然如此，想要收税，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宋朝，商人是不习惯朝廷对他们征税的，而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商人是低贱的事业，他们甚至不把商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农民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辈子都不会移动，收起税来自然是要容易的多，但商人是一个巨大的集体，他们所赚取的收入，可也不少，所以王安石发现了他们，并在变法中，开始对商人进行国家意义上的征税，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商品税的，而王安石之后，则有了税收，之后变法被推翻，历经几代变革，最终商税还是保留了下来，但其实这商税只不过是关税而已，并不算是商品税。
而在徐清的改革中，自然增加了商品税，同时还有贸易税以及个人所得税，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公司的盈利状况必须要汇报朝廷，然后朝廷要查你的账本，根据你账本中的记载，和你汇报上来的经济报表，来统计你一年赚取了多少的钱，然后根据国家法律来对你进行征收，这就是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从个人到公司法人，这都是需要的，总体而言，就是收入越多的人，交得税所占盈利比例就越高，一个普通工人，基本不需要缴税，中产阶级，月收入在十八贯以上的则需要交一贯的钱作为税收，大致是百分之五左右，四十贯一个级别，一千贯一个级别，依次往上，比例也越来越高。
而这一套系统，商人是不习惯的，因为他们这些资本家赚的钱很多，且他们不是士族，虽然后来宋朝规定商人可以购买低级士族的身份，但并没有说士族可以免去个人所得税，即便是高等士族，也只能免去土地的税收，而不是商业的税收，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说徐清笨，因为那个时候，土地上的农业收入，还占据国家的大头，而徐清却说士族可以对于土地税免除。
自然是让许多朝臣反对，毕竟农业税和人头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失去了他们，整个国家又靠谁来支撑，可二十年的时间，如今农业税只占国家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经济支撑，而百分之八十则是依靠工业和第三产业来推动，原本许诺给士族的利益，在二十年间不断被稀释，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徐清根本就没有把这一点点的农业税放在眼里，在他的眼中，商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才是这个国家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