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答即古阿散等人被忽必烈下旨缉拿，入狱后没多久便死于狱中。
十一月，卢世荣被处以极刑。
或许是被这血腥的一幕吓到了，真金竟然产生了幻觉。
他认为，下一个被这样处死的，或许就是自己了。
因为在他的眼里，答即古阿散和卢世荣二人，只不过是政治方向有一些问题就被如此残忍地杀掉，而自己当初的目标，可是忽必烈屁股下面的那张龙椅啊。
这个罪行可比他们二人要严重多了。
可他却不知道，忽必烈是不会动他的，别说他还没有真正威胁到忽必烈的地位，哪怕是他有一天真的进行武力逼宫了，忽必烈也会在镇压叛乱之后饶他一命。
原因无他，为了将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继承人，忽必烈已经在他的身上耗费了太多太多的精力了。
而且真金此人，虽然没有什么太强的能力，不过他有一颗仁爱的心；同时尊重儒道，也崇尚汉法，而这些东西才是治理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工具。
忽必烈本人之所以不愿意推行汉法，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真金又毫无战功，而朝中这些文臣武将们实在是能力太强了，他担心自己死后以真金的个性压制不住他们。
所以，他便故意停止推行汉法，然后将压榨百姓之事做到极致，这摆明了就是要将所有的压力和后世的骂名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好让真金在自己百年之后，能够依靠推行汉法，施以仁政，造福于天下的百姓，从而获得他们的拥护，这样才能够不看这些朝中大臣的脸色，坐稳这个皇位。
这些，都是来自于一个父亲最深沉的爱。
但是，真金却没有领会到他所作所为背后的含义。
所以真金十分焦虑，而且很快便将这些焦虑转化为了忧惧。
在这种忧惧交加的心情下，真金很快便病倒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病情还在不断的加重。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大元帝国的皇太子真金，死于忧惧交加之中。
他的死，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轰隆”一声砸在了忽必烈的脑门上。
他没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接班人，竟然就这样死了。人生的三大悲剧，他已经全部集齐了。
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且由于真金的突然死亡，让他不得不再次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那就是立谁当继承人的问题。
前文中我们曾说过，忽必烈一共生育了十个儿子。
除了长子早逝以外，其余九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
由于五皇子忽哥赤在至元八年去世；三皇子忙哥剌在至元十七年病亡；再加上刚刚新逝的真金，忽必烈的儿子还剩下六个。
这六个人里，四皇子那木罕和八皇子阔阔出因为被海都俘虏过，实在是有辱国体，所以已经被他排除在外；与他一样提前出局的，还有九皇子脱欢，他则是因为征讨安南失败被忽必烈下令终身不许入觐。
剩下的三个，分别是六皇子爱牙赤、七皇子奥都赤和十皇子忽都鲁帖木儿。但他们三个之中，老六身体一直不好（两年之后也去世了）；老七一直领军在外，远离政治中心，对于政务处理一窍不通；老十年龄太小，威望无法压服众人。
忽必烈悲哀地发现，偌大的蒙古帝国，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难道，真的要将皇位在传给别的宗亲么？
拖雷一系的荣耀，即将在自己的手中断绝么？
就在忽必烈一筹莫展的时候，桑哥却突然提醒他：为什么非要在儿子中挑选呢？孙子难道就不是你的后代了么？
这番话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忽必烈突然想到，真金的嫡长子甘麻剌也已经二十二岁了，完全有能力继承这偌大的帝国。
不过立储一事毕竟事关国本，忽必烈也不想贸然立一个庸才为太子，所以暂时决定先搁置此事，再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些儿孙，看看谁更符合继承人的条件。
而他现在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搞钱。
不得不说，自从忽必烈即位以来，财政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他。
也正是因为财政问题，才会让他在官员的任免方面一直以经济类人才优先，但当时的经济类人才基本多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逐利的天性也就导致他们在上位之后往往都会大贪特贪，先把自己的腰包弄鼓了再说，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阿合马和卢世荣。
而今，桑哥就成为了第三位代表人物。
在卢世荣垮台之后，桑哥并没有受到牵连，因为他虽然在忽必烈面前推荐了卢世荣，但却并不算卢世荣的同党，也没有因为卢世荣的上位而从中获利，再加上此人极其善于攀附圣意，对于忽必烈的弱点了解的一清二楚，所以常常在他面前发表一些关于财经方面的见解，因此在卢世荣死后，桑哥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忽必烈对他还更加倚重，经常会向他询问一些国家财政方面的问题。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七月，忽必烈委任桑哥草拟中书省各级官员的任命名单。
很明显，这就是要重要桑哥。
但这道旨意一出来，整座朝堂上下尽皆大惊失色。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权力太大了。
中书省，作为大元帝国的中枢系统，其中的官员应该是由左右丞相等中书省首脑来拟定，所选定的官员也基本都是这些人的亲信，这样在颁布各项政策制度之时才能没有阻碍，方便政令的传达。
可而今这个任务却交给了一个负责掌管宗教和吐蕃事务的僧人，实在是让诸多朝臣们浮想联翩。
作为中书省的老大，安童对忽必烈做出这个举动自然十分不满，但由于在“禅位事件”中他为主动为真金开脱罪责，所以忽必烈现在对他也不是很信任，甚至在内心深处还有着想要将他罢免的想法。
安童心里也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即使内心十分不满，但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他还是将这份不满压在了心底，主动配合桑哥进行中书省官员的选调工作。
可俩人这一配合工作，就出事了。
桑哥这个人，属于典型的嘴炮选手，让他动动嘴，忽悠一下忽必烈这种老年人还行，但论起干实事，尤其是对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务的处理，他拍马也赶不上安童这种经验丰富的政客。
正因如此，在双方配合工作的过程中，安童敏锐地察觉到了桑哥身上的缺点。
这样的人如果上位了，天下的百姓恐怕就又要遭殃了。
出于一个政治家的职业素养，在二人的合作结束之后，安童便主动上书，陈明了这次配合之中他所感受到的问题，而且还主动给忽必烈提了个醒，让他在任用桑哥的事情上谨慎一些。
但忽必烈对安童本就不满，再加上二人合作刚刚结束安童就上奏折批评桑哥，所以他下意识地便认为安童是在诋毁桑哥，由此反而对安童的印象更差。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忽必烈决定复立尚书省，用以应对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以桑哥、铁木儿为尚书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为尚书右丞，叶李为尚书左丞，马绍、忻都为尚书参知政事，改中书六部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开始实行两省并存的制度。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中书省其实已经形同虚设，真正的权力都归尚书省所有。
而在这个新一代的国家中枢中，色目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中桑哥是吐蕃人（也有说其是畏吾儿人），阿鲁浑撒里也是畏吾儿人，忻都和铁木儿是蒙古人，马绍是汉人，叶李是南人。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最为核心的几个人里，阿鲁浑撒里这个色目人却并不是桑哥的亲信，反而在很多政令的推行上都跟他对着干。
真正和桑哥穿一条裤子的，是蒙古人忻都。
忻都，前文中我们都了解过，武将出身，有勇无谋，在征讨日本失败之后就不太被忽必烈所看重，于是便以重金贿赂了桑哥，希望能够焕发事业的第二春。
恰好，为了平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在朝廷中的比例，新成立的尚书省缺少一个有威望的蒙古人来充数，于是桑哥便推荐了他。
对于他，我们就不多赘述了，毕竟只是一个充数的，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在举手表决的时候能多投桑哥一票。
除了他之外，叶李因为在忽必烈询问他桑哥是否有能力执掌一国中枢的时候表示了肯定，所以也被桑哥视为恩人，在成立尚书省时特意也将他提拔了上来，目的就是为了拉拢他，并将他发展成自己的嫡系。
但令桑哥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进入了尚书省后，叶李却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其实不是叶李忘恩负义，也不是他自命清高，不愿与桑哥同流合污。
真正的愿意是因为他是安童推荐上来的人，安童才算是他的恩人。
而桑哥与安童水火不容，他自然不愿意背弃安童而投入桑哥的麾下。
原来，在真金死后，朝堂之内的汉人势力失去了最大的倚仗，再也无力与色目人势力相抗衡，只能被迫结成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团伙抱团取暖，再加上此刻桑哥极其受忽必烈重视，大有掌控整个朝堂的态势。
为了平衡这种极度不均衡的政治局面，再加上江南地区不断爆发百姓起义，同时也牵制一下这些北方汉官集团，安童便决定启动南人入朝为官。
在他的举荐下，以叶李、赵孟頫为首的一批江南名士和大儒都被征召至大都，并纷纷被委以官职，其中叶李尤受赏识，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
不过这些对于桑哥来说，根本不重要。
哪怕我在朝中一个朋友都没有又能如何？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我的背后是忽必烈！
但安童偏偏不信邪，当时朝中一直有传言说忽必烈意欲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于是安童便上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
但他的这一举动在忽必烈看来，只不过是背后恶意中伤罢了，所以不仅没有听从他的劝谏，反而派内侍前往中书省府衙，当着一众中书省官员的面狠狠斥责了他一顿。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在复设尚书省仅仅九个月后，忽必烈便再次下旨，将桑哥升任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功德使司也是掌管佛教事务的机构，与总制院互补）。
次年，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依然由桑哥统领。
在三番五次被安童上书弹劾之后，桑哥也看清了自己无法跟他和平相处的事实，于是也决定发起反击。
为了将安童彻底击倒，他经过冥思苦想，最终构陷出了三条大罪。
第一条罪名是不尊重皇室。
在乃颜之乱被平定后，忽必烈命安童主审随同叛乱的诸王，安童一一为他们平反，所以这些人心存感激，在退朝之后纷纷向他表示感谢，甚至有一些人还给他牵马坠镫，但安童为了避嫌，对这些人的示好不理不睬，于是桑哥便向忽必烈进言道：“宗室虽然有罪，但他们都是太祖的子孙，陛下的亲戚，丞相虽然地位尊贵，但却为人臣，凭什么如此悖慢？”
第二条罪名是知情不报。
在安童追随那木罕镇戍北疆之时，那木罕曾经僭祭岳渎（即按照非皇子的标准祭祀五岳四渎），安童明知道这个情况却知情不报，算是刻意隐瞒。（后来查明安童确实是不知道）
第三条罪名是接受伪职。
在被海都扣押的这些年，安童曾在海都的帐下为官，并且多次受到海都的赞赏。
相比于前两条罪责，这第三条才是最让忽必烈生气的。
毕竟，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对于安童在被俘之后还能在敌方做官这件事，忽必烈就像戴了一顶绿帽子般难受。
幸好此时，身为中书左丞的老臣石天麟挺身而出，为安童辩解道：“海都也是宗室藩王，安童不拒绝他的官职，也是为了让他不再生疑心，希望能够在他的身边引导他归顺朝廷。”
这番话让忽必烈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但却仍然没有消气，也由此对于安童的态度更加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