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主要因素。
中国古代主要经历了四种选官制度：察举制度、征辟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在封建社会中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度、无法以一己之力来维系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和日常事务的处理，这就出现了官僚。从中央到地方、任用了一定数量的官僚并成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官僚制度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官僚体系的建立。
尤其是到了近代，官僚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相比在封建社会时更能体现出其落后的方式和效率。其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即为官僚主义。
不过唐代的科举制度刚刚兴起，许多弊端还没有被发现，科举制度的弊端被科举制度的光环笼罩，人们只看见了灯的光亮，却没有注意到灯台下面的黑暗。
敬翔当然不会认为李烨这样做法有什么好处，虽然李烨并没有废除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的鲤鱼跳龙门的光彩被李烨无情的打破，十年寒窗、一朝登科便后世无忧，这才是文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吸引力。
在敬翔看来，科举制度的吸引力被李烨大大的削弱了，文人十年寒窗就是想有一天跳龙门，李烨不仅把科举制度的吸引力将低了，而且科举制度的难度也同时将低了。一旦按照李烨的意思，李烨在辽东半岛大规模推行小学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就不是几百人，而是上万人。更要命的是，李烨还要组建的将科举考试的内容改变，以前学的四书五经将不是考试的重点，数学、物理、化学和历史也要作为考试的内容。
当然，李烨并不准备一步到位，这当然也不现实，同时很容易制造矛盾，但是李烨准备这样做了，现在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像敬翔这样读了十几年四书五经的人大有人在，敬翔担心李烨的政策会将一些准备投靠李烨的文人阻挡在门外，这点李烨并不担心，现在只是实行阶段，还没有到全面铺开的时候，旧有的文人会被放到一个单独的科举考试中，这种制度有点像明代的南北分科录选，这扇大门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放，以后会慢慢偏向于公务员的录取，敬翔发现李烨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顾及了各方面的利益。
李烨的小学普及计划都没有完全推广，凭什么阻止旧有的文人加入李烨的官僚体系，短期来看科举制度不但不会废止，而且要强化完善，这是吸引辽东半岛以外的文人一种手段。
敬翔对于李烨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并不感到奇怪，举例来说，大唐虽然普及了科举制度，但是察举制度、征辟制度在特殊的情况下依然存在，不是有一句话：终南捷径。唐朝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以扩大影响，后来朝廷终于让他出来做官。司马承祯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建议他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卢藏用深感羞愧。
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条条大路通罗马，李烨作为实际的统治者，需要的不是足智多谋而是善于纳谏，从无数的建议中寻找最为合理有用的方法，这才是上位者应该具备的才能。
敬翔现在有时间也在学习李烨编写的新教科书，对于新知识的理解和吸取，敬翔有时比李烨更加执着、热情，在敬翔来看李烨的新知识的确为天下的百姓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户，敬翔并不像明清的文人一味的排斥西洋文化，敬翔这时候更像一块海绵，努力的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李烨的思维速度。
李烨其实也就是占了后世信息爆炸的好处，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短时间来看还没有什么问题，至少不会出西洋镜，但是一旦新知识普及后，等到新知识开始酝酿、生根、发芽后，李烨并不比古人有什么优越性。
虽然在李烨的官吏改革让敬翔一时无法理解和接受，敬翔还是努力的一遍又一遍的从李烨的思维中榨取有用的营养，敬翔在辩论中学习、在推敲中提高、在学习中顿悟，举一反三从李烨的准备推行的官吏制度中寻找蛛丝马迹。
很快，敬翔便发现了李烨的部门设计中的缺陷，唐代一个县里的官吏往往只有三五十人，上等县的官吏人数也不超过百人。而李烨正在推行的官吏制度，一个县衙的官吏人数将达到上千人之多，一下子暴涨了十几倍，相应的财政也要增加十几倍，这对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要养活这么多的官吏就意味着要大幅度的增加税收，钱从什么地方来。
唐代的官员待遇并不低，在整个封建王朝中，唐代官员的待遇仅次于宋代，而宋代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冗官，这是真正拖垮宋代的主要原因。敬翔当然不知道宋代，也不清楚宋代的财政窘境，但是知道一个县的财政无论如何都养不起上千官吏，这才是敬翔真正担心的问题。
李烨也知道养活上千官吏意味着什么，不管在什么时代，养活大量官吏都要用去全部财政的大部分，后世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每年用于养活各级官员的费用就要占全国总财政的百分之三，而同时期教育的投入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可见要养活大量的官吏需要用去多少纳税人的钱。
唐代一个县要比后世一个市大了几倍，但是生产力的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实力的发展，所以一个县能养活多少人，不是需要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要考虑这些钱占县财政的比例，一个贫困县根本养活不了一千名官吏，但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县，养活一千名官吏根本不成问题。新城有一千名各级官吏（包含教师和警察），刚开始的时候，新城根本无法负担这些多官吏的薪金，但是随着新城经济的增长，养活官吏的费用所占的比例在逐年降低，已经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五，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
李烨和敬翔之间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县可以有多少官吏，而是一个县的经济实力到底能够支撑起多少名官吏，以前官的俸禄名义上是从朝廷划拨，实质上官员的俸禄和小吏之间的薪金都是有县财政进行支付，一个浮在表面、一个沉在水中，不管结果如何都要从县百姓身上索取。
李烨不过是把一个县的官吏应该支付的薪金集中起来，省去了中间的盘剥，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的税赋到底是交给了谁。领薪金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难道那些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就不是国家的财政，这就好像偷书不是偷的混蛋逻辑，公务员并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官吏所有的薪金都来至全国的财政，而全国财政的根源就是纳税，所以说百姓养活了官吏，而不是国家养活了官吏，官吏应该给百姓负责，而不是向国家负责。
这种新颖奇怪的逻辑理论让敬翔有些迷糊，现在敬翔给李烨打工，突然李烨说敬翔其实是在给整个辽东半岛打工，这样的理论敬翔还是第一次听说。
李烨在给敬翔灌输国家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国家也指那些享有共同领土和政府的人民，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地理范畴，国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被政治自治权区别出来的一块领地；一个领地或者邦国的人民；跟特定的人有关联的地区。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利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简单的来说，国家从来都是存在的，而在某一个时期中产生的统治者只是国家的代言人，国家和百姓之间是利益的共同体，国家可以没有统治者，统治者必须要有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朝代只是统治一段时间国家，所以国家会有很多的朝代，而朝代却不可能长久存在，那些认为朝代会千秋万代不朽的统治者，无疑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