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是新人，军士仔细验明正身，方放二人进了宣德门。
早前，礼部便颁发了“身份证”，乃是一个腰牌，叫做“牙牌”，牙牌是用象牙、兽骨或金属制成的小片，上刻持牌者的姓名、所事衙门及职务等，有点类似那个时空盛行的表明身份的名片或“工作证”。
古人是有“身份证”的，但是只有在部分官员才有，并且是执行命令时需要证明的身份时才会用到，普通百姓是没有的，说是身份证，更像是职业证。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商鞅发明了“照身帖”以保证律法的执行度，同时秦国也是战国唯一一个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国家。这种照身帖由打磨光滑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主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普通百姓不管出行还是投宿都必须出示照身帖，否则旅店亦不得留宿，关口不得放行。商鞅因变法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那些人开始找商鞅清算，商鞅选择连夜逃跑，结果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并没能逃掉，最终“作法自毙”。
大昌时期，官员的身份证是“鱼符”。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鱼符的信息有姓名、官职和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须出示鱼符，类似于通行证。武则天称帝后出现了“龟符”，之所以用龟，是因为龟在古代是神兽玄武的象征，和武则天的“武”字互相对应。不过，龟符不是人人都有，手持龟符的往往是三品以上的大员，谁家的姑娘要是嫁到这些人家，自然是大富大贵，于是就有了“金龟婿”这个典故。
到了秦楚，乃是金属“鱼袋”，里面装的是“鱼符”。“鱼符”者，即符号、标记，它就是大定官员的“身份证”了。鱼符又称符牌，系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官职品位等内容。
凡亲王和三品以上的高官所持鱼符，用黄金所制，以显示品位身份之高贵；次之为银质；低级官员则为铜质了。
大定“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拥有“身份证”者已日渐增多。因为它们通常挂在腰间，故又称腰牌。
另外，还有一种称为“门券”的东西，也用来表明持有者的身份。甚至古代的出家人——和尚与尼姑，也有“身份证”，它叫“度牒”或“戒牒”。
无论是照身帖、龟符、鱼符还是腰牌，更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甫进宫门，便见费懋贤候在前头，笑嘻嘻的说：“改之，龙川先生，今日首次上衙，你们可是来晚了哦。”
朝中有人真好啊，费懋贤果然被馆选为庶吉士，只需待上三年，不论是留下或者散馆，总不致比同科进士更差。
冯过嫌弃地推开要上来拥抱的费懋贤，道：“我们省亲假还有好几天的，今日来上值，可是高觉悟。”
“上班”有不同的叫法，到公堂衙门上班的叫“上衙”、“衙参”、“上值”；中央高级官员去皇宫上班开会的叫“上朝”、“朝参”。与此相对应的，下班则有“散衙”、“放衙”、“散值”、“散朝”、“退朝”、“放班”等多种叫法。
上班下班时间，和那个时空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所谓的“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往往鸡叫时分就得起身准备。
《诗经·齐风》中有一首《鸡鸣》，描写的就是春秋时齐国官员的上班情况：“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公鸡打鸣时，官员已准备上朝了；“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当东方已亮时，官员都已站满朝堂。
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
地方官员也要卯时到岗。从程序上来说，“击鼓升堂”是地方主政官员每天办公的开始；下午下班也要打鼓，称为“散堂鼓”。
政府上班早晨是卯时，一般是卯正。要点名的，叫做“点卯”。所以上班也叫“应卯”。
下午下班也很迟，大约是酉时一般是酉正。但是对下班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一般的官衙下班叫做“放衙“。事实上，较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果谁敢无故旷工或迟到，就不是扣点钱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依天数和情节轻重，可处以笞刑或徒刑。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
冯过想起资哲提过的一事，轻声问道：“民献，听闻令尊要离开翰林院了，可有此事？”
费懋贤迟疑片刻，吭吭哧哧的说道：“大抵是有的吧。”
这便是非谣传了，冯过与陈亮皆是拱手：“恭喜了。”
费懋贤微笑不语，显然也是心里有数的。
费宏守孝回朝，正好翰林院大学士致仕，他接了缺，这显然是要大用了。
时下翰林院里，他是掌院大学士，侄子费懋中为侍读，费懋贤又入馆为庶吉士，已有人阴阳怪气的说翰林院都成费家的“族学”了。避嫌是必须的，为避落人口实，费宏乃上折子请辞翰林院掌院学士一职。
听资哲说，内阁与吏部极重视此事，已是准了此奏，至于费宏下一步的去处，也基本定了下来——吏部左侍郎。
吏部贵，户部富，礼部穷，兵部武，刑部严，工部贱。
六部的级别是平行的，不过，由于它们主管的具体事务不一样，因此职权有很大差异。人们便用了“富贵威武穷贱”六个字来形容六部。
吏部位于六部之首，当然极为尊贵了。
吏部承担着管理全国所有文职官员的职责，“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吏部尚书，又被称为天官、太宰，在朝廷里属于横着走的角色，哪怕是内阁大学士和布政使级别的封疆大吏，见了吏部尚书也得礼让三分。没办法，全国所有文职官员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统统归他管辖。
大定的吏部尚书有时会由内阁辅臣兼任，但只是挂名，具体事务交于左侍郎负责。譬如时下的吏部尚书便是首辅蔡京。
是任左侍郎因年迈多病，数次请求告老还乡，前些日子已是准其所辞，正可让费宏补缺。
从翰林院掌院学士到吏部左侍郎，不论怎么看都是高升。就品级而言，前者为正五品，后者正三品，算是连升四级。
当然，前者身份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
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翰林院可以说就是朝廷官员的“储备库”，而其中的领导人物更是辅臣的最有力竞争者。
虽然由于内阁的出现，翰林院学士权利虽然变小了，但却有了不一样的作用。
首先就是资历，官场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也就是说，想要进入内阁，你不是从翰林院走出来了，基本就不可能，你只有拿到了这张通行证，才能去到前方更大的舞台。
另一方面，在内阁出现之后，大部分情况下，内阁职权较高之人都会去翰林院担任“校长”之职，并在此期间隐秘的为自己寻找未来合作伙伴。
一个人想要进入内阁这个核心部门，除了是翰林院出身之外，还需要朝中大臣推荐，而这由谁推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很多内阁成员与当时放入内阁首辅，都是翰林院时期的师生关系，而这一层又一层的关系网，也让内阁势力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了不少权比天大，甚至将皇帝把玩在掌中的内阁首辅。
可见，此时的翰林院不仅仅是一个为皇帝选官的“储备库”，更是一个为内阁提供人脉的“储备库”了。
总之，翰林院为皇上、为朝廷、为内阁源源不断输送人才，成为培养高级官员的场所，虽然其自身没有很多实权，但对于朝廷却又不可或缺，里面的翰林院学士官阶虽然不高，但发展前途却又是一片光明，想必这就是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吧。
但关键在于，如果长期禁锢在翰林院这方天地自成一统却迟迟得不到去六部授实权的机会，那也等同于成了一潭死水，政治前途算是走到了头，唯有走出去方能见广阔天地嘛。
于费宏而言，转迁吏部左侍郎便是大机遇，距入阁又大大近了一步。
冯过与陈亮晓得此节，自是要恭喜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