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马丁内兹，不但是一个语言天才，还是一个“天生吃情报这碗饭的人”——后世论者之共识。
马丁内兹对于信息的嬗递变化，有着天生的、超乎常人的敏感。他有一种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源中——这些信息大多是没有价值的——迅速找到少数真正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并发现看似毫无干系的两条信息之间的关联。
和后世影视谍战戏表现的不同，真正的情报工作的重头戏，不是间谍和反间谍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当然也重要，而是对于情报——信息的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搜集是情报工作的基础。这个“搜集”，是广泛的、多渠道的、天量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加选择的——如上文所言：“浩如烟海”。
这些情报的获取过程，大部分其实到不了“间谍”的层面；而且，亦如前文所言，其中许多亦没有真正的“情报”意义上的价值，因此，如何有效处理这些信息——归纳、整理、分析，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用的部分，建立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才是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个工作，既需要惊人的耐心、细心，也需要敏锐的触觉、严密的逻辑头脑和出色的判断能力。马丁.马丁内兹，正是几者兼而有之的那个人。
另外，马丁内兹不仅仅是“键盘侠”，不是只能躲在幕后“盘账”的。他到中国未久，但其“进入情况”的速度，却比谁都快。马丁内兹在北京不过呆了几个月，可他一个洋人。对北京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不少在北京住了好几年的外省人。
当然，马丁内兹高鼻深目的样子毕竟过于扎眼，目前，大多数时候。他还是躲在“幕后”的。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关卓凡之所以把马丁内兹放在如此要害的岗位上，还因为他和陈亦诚一样，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裸人”。
马丁内兹是美国南方贫苦白人出身，来中国之前，除了轩军的同事外。不认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以马丁内兹弃佐治亚故乡如敝屣的决绝心态，他原先在美国的那一点子“社会关系”，也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同时。马丁内兹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在无牵无挂的情况下，一门心思地扑在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吧？
陈亦诚更不用说了。
“陈景浩”已不存于这个世上，则除了一母一妹，陈亦诚原先的一切社会关系，都随“陈景浩”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除了关卓凡一个人，陈亦诚真正已是“六亲不认”——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轩军诸将在内，都可以成为他的“工作对像”。只要爵帅一声令下，不论对谁。他都会毫不犹豫，一刀切下——就像他和身扑向王佐臣那样。
嗯，不论小陈还是小马，心无旁骛，才能干好本职工作嘛。这个状态，嗯。很好，很强大。
安德海一案过后。“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开始筹建；轩军从日本回来，“军调处”开始正式运作。
草创之初。“军调处”只有设在天津小站军营内的本部和北京站两个部门，其中的重点，是北京站。军调处的陈处长、马副处长，同时兼任北京站的站长、副站长，并常驻北京。对外，北京站挂了一块“敕命轩军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的牌子，正、副站长同志，自然就是“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办”的陈委员和马副委员了。
军调处北京站正式设立后，在前期筹备的基础上，密锣紧鼓地开展了工作，迄今不过数月，已算卓有成效。
北京站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针对“一级监控对象”的监控体系。
军调处的监控对象是分等级的，限于人手和资源，首先被纳入监控网的，自然是最重要的“一级监控对象”——关卓凡的政敌以及潜在的政敌。
恭王、宝鋆、惇王几个，万万想不到，自己早在数月之前，便已被关卓凡的人，一个个不错眼地盯上了。
恭王是关卓凡最重要的政敌——这个“定性”，并不因安德海一案中双方曾经携手合作而发生质的改变；宝鋆则是朝廷大员中，恭王最信任、最亲密的一位，亦是“恭系”中对关卓凡最具敌意者。因此，这两位成为“一级监控对象”，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惇王，他已经有“打虎不死，反被虎咬”的觉悟，却又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在暗处，关卓凡在明处。可是，亲贵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在台面上说过关卓凡坏话的人——如此扎眼，怎么会不被关卓凡惦记？
另外，朝廷一二品的大员中，关卓凡唯一一个与之撕破脸皮的，就是德兴阿——此人正是出自惇王门下。就像德兴阿抢胜保的姨太太，是打关卓凡的脸；关卓凡痛殴德兴阿，又何尝不是打惇王的脸？
既然明知彼此心结如此之深，你又是宣宗亲子的身份、亲王之尊的地位，嘿嘿，这个“一级监控对象”，怎么好意思把你落下？
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见到了工业文明的一线曙光，嗅到了以煤炭为食的钢铁猛兽的咻咻气息，但绝大多数的人，整个身子还是浸泡在单调舒缓的农业社会境况之中；加上前文说过的，清朝素来缺乏厂、卫传统，这班名列“一级监控”的显贵高官，实在无法想象，他们经已处于一张何等严密、高效的近现代情治大网之中了。
“军调处”北京站给每一个监控对象都建了档，档案的内容，分成两大块：
一块是档案主的“背景资料”：从生辰八字开始，给档案主“立传”。其中，除了《玉牒》、《缙绅录》和吏部档案等公开和半公开的“官方权威发布”外，还有档案主的性格分析、兴趣嗜好、厌恶禁忌，以及极其详尽的亲姻师友等“社会关系”。
除此之外，档案记录了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各种相关信息，比如：
某某小时候先后共请过五个奶妈，感情最笃者为王氏，次之林氏。
在宗塾读书的时候，某翰林讲书，声色峻厉，不为某某所喜，有人乃于饮食中下药，该翰林上吐下泻，几乎丧命。
某某初识人道，便有染于庶母，并致其小产。老爹大怒，幽死小妾，重笞逆子。父子两个，从此之后，人前孝慈、人后反目。
某某应岁试，录入县学，为廪生。期间狎妓，某教谕大怒，要赶某某出县学。某某长姊登门向某教谕苦苦求情，盘恒良久，次日凌晨方始辞去。某某逃过一劫，肄业进学中秀才去也。
某某主政某地，离职之时，无人肯攀辕送伞，情形尴尬，于是自己掏钱，偷偷雇了人，敲锣打鼓，送自己“万民伞”。
某某是某“清吟小班”某红姑娘的“恩主”。
某某有断袖之癖，是某戏班某名角的“老斗”。
某某“书中自有黄金屋”，每天晚上，不把他那套《古文释义》夹着的金叶子从头到尾数一遍，就睡不着觉。
某某在某地养了一处外宅，家里面是不晓得的。
某某的履历上面，籍贯是某地，当年中举，也是在某地应的乡试。但事实上，他的本籍并不是某地——这叫“冒籍”，是严重的违规。这个情况，吏部也好，礼部也罢，都不晓得。
……
诸如此类。
“背景资料”不是一成不变的。军调处对监控对象的档案，不断地补充、修正、分析、注释、评价，使档案主的形象，愈来愈“丰满”、“立体”，直至“纤毫毕现”。
档案的另一大块，是“实时监控记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