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历史演义小说了，这类小说主要受史学着作的影响较大。
因为中国的史学取得辉煌的成就，像是卷帙浩繁的历朝正史和难以数计的野史、杂记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史学的“实录”精神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比较真实丰富的历史素材。
比如班固曾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
因此自从班固把《史记》的写作原则概括为“实录”之后，又经过刘知几等史学理论家的发展，“实录”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着作最重要的写作原则之一。
这种“实录”原则，表现在历史学家要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于是他们开始了严肃认真广泛地收集材料。
而且还对这些材料进行考辨，对有疑问的问题，则取“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慎重行事，不武断草率。
可以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具有如实揭示历史真相，不为强暴所屈的传统美德，像是司马迁不因为刘邦是本朝开国之君而不写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以及无赖行径。
以及班固在《汉书》中一面赞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显赫功业，另一方面指出他“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实录”还要求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如司马迁并不喜欢吕后，但仍然肯定她的才干，不讳言在她当权时出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繁荣景象。
陈寿《三国志》对于诸葛亮，既肯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治世之良才”。
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他的缺点:“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由此“实录”精神演化成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对古代小说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史学家写历史，总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理想情操，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熔铸在史实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像《离骚》一样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也正因为《史记》有强烈的抒情性，将充沛的感情灌注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所以才使历史人物神采飞扬，栩栩如生，使那些历史场面精彩生动，感人肺腑。
历史演义小说家既然是创作小说，应该可以更好地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理想，对历史事件进行审美的观照和表现。
不过，在历史演义小说长廊中，除了《三国演义》等少数几部作品之外，相当多的作家片面照搬历史，把历史演义小说写得毫无生气。
另外，中国的史学着作为小说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结构体例。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中“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作为“三大史体”最为引人注目。
纪传体，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顺序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各具特色，各领风骚，蔚为大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三种文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编年体(如《左传》)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便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梗概，便于条理清晰地处理错综复杂的史料。
纪传体(《史记》)则有利于描写历史人物，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则有利于全面地首尾连贯地描述重大事件。
“三大史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家处理、安排创作素材，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提供了现成的范例。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以陈寿《三国志》的史料为主要依据，参照《资治通鉴》编年体的结构方式，总体结构是属于编年体。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则采取纪传体，以岳飞一生为中心，依照时间顺序记述岳飞一生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
历史着作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形象传神的历史人物，为历史演义小说叙事写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的话——先是“讲史”。
稍稍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宋元“讲史”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讲史”是说话技艺中的一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时就有专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专说五代史的专家尹常卖等。
“讲史”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
它的特点是:一取材于历史，以朝代为主体，不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二是讲述历代盛衰兴废之事，侧重政治、军事斗争。
三是基本上采取“正史”的书面语言，也吸收了民间口语，形成半文半白的文体;四是篇幅较长，分节叙述。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宋元“讲史”文本多有遗佚，现存者甚少，只有八种而已。
我们下面可以对这八种讲史话本作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是《新编五代史平话》，这部书无作者姓名，是宋刊本。
它是说“五代史”的底本，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其中梁史、汉史的下卷已佚。
全书主要依据史实，历叙五代兴替始末。
在它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在元末或明初产生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其次是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等五种，均不署作者姓名。
《武王伐纣平话》，别题《吕望兴周》，分上中下三卷。
从纣王行香、苏妲己被魅开场，次叙云中子进剑除妖，再叙纣王荒淫暴虐，囚西伯于羑里。
再次叙西伯回国，聘姜尚助周;文王死，武王、姜尚起兵伐纣，直至纣子殷郊斧斩纣王。
《封神演义》就是以它为蓝本创作而成。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又名《乐毅图齐》，亦分上中下三卷。
本书以孙膑、乐毅为主要人物，描述燕齐两国之间的矛盾斗争。
它的《前集》已失传，但从《后集》的“入话”可以推出，《前集》必写“孙庞斗智”，明吴门啸客编的《孙庞演义》可能就是根据《前集》改编的。
《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亦分上中下三卷。
主要写刘邦做皇帝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残杀。
刘邦对韩信存有戒心，韩信杀楚臣钟离末献汉王，反而被夺了军权，改封淮阴侯。
番兵入寇，陈豨奉命御敌，与韩信密约，到边地举反旗。
刘邦恐慌，决定亲征，并嘱咐吕后用计诱斩韩信。
刘邦死后，诸吕作乱，群臣不服。
最后樊哙的儿子樊元亲率诸军攻入宫中，杀诸吕，包括其母吕胥，迎薄姬所生的北大王入宫即位，就是汉文帝。
此话本大致于史有据。明甄伟《西汉演义》八四节至一零一节是依据此书上卷、中卷内容进行改写的。
《三国志平话》亦分上中下三卷，这是《全相平话五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还有《宣和遗事》，记载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历史，总结宋人失国的历史原因。
其中对后来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梁山泊故事。
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现存于《永乐大典》，记叙薛仁贵随唐太宗征辽，英勇善战，屡建奇功。
可以说讲史话本对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从思想上说，“讲史”以儒家思想为主调，渗入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
2、从题材上看，“讲史”以历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素材，在史书基础上，适当吸收民间传说、故事。
3、“讲史”的体制，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章回体的特点，“讲史”的全知叙事方式也为历史演义小说继承。
4、从语言上，“讲史”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历史演义小说也袭用此种语体。
而关于古代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歧见与界定的话。
可能大家要问，究竟什么是历史演义，它与历史的关系如何，是否允许艺术虚构，虚构到何种程度，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
一是正史派，他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应忠实于史实，只是把历史通俗化。
像是庸愚子(即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演义要“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修髯子(即张尚德)提出要“羽翼信史而不违”(《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到了清代蔡元放则更为彻底，他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
“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要忠实于历史，那么历史演义与历史有何区别呢，为什么要创作历史演义呢？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1、可以把历史通俗化。陈继儒给历史演义下的定义是:“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唐书演义序》)
2、“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陈继儒《叙列国传》)，就是正史叙述比较概括简要，通俗演义使之更详细、更丰富，对正史起演绎补充作用。
3、把历史条理化。因为史书记载的史实比较分散、杂乱，历史演义则“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余象斗《题列国序》)
4、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在文字上增添润色，增加它的生动性、可读性。
这一派主张基本上混淆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把历史演义看作正史的普及本，忽视了小说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的审美特征，给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带来不良影响。
另一派是创作派，他们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待历史演义小说。
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特性。
明代文学家谢肇浙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谢肇浙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眼艺术的审美意象，只要“情景造极”，达到审美要求就可以了，“不必问其有无”。
谢肇浙在这里是泛论文学作品与史传的区别，而不是专指历史演义小说。
像是明崇祯年间的文学家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
“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袁于令这段话，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着作和历史演义小说。
“正史”是“传信”，要“贵真”，而历史演义是“传奇”，要“贵幻”。
这里的“幻”包括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夸张、想象等。
袁于令在指出艺术虚构重要性时，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艺术虚构是否有限度。
如何区别历史小说和其它小说，清康熙年间，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金丰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演义小说如何掌握虚实之间的界限问题。
他认为重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性格应该“实”，故事则可以“虚”。虚实相生，就会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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