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闲话休提，再次把目光回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上。
因为不管是从鬼文化上讲，还是从其他方面讲，这都是一部不输于《西游记》的奇书，很值得和大家探讨一番。
就像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云“盖传奇风韵，明未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确实，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的话，会发现，那时社会虽然科技不昌明，但那时的文人创作文言小说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而究其原因，清廷的高压政策，尤其是文字狱，严重打击和挫伤了文人的政治热情，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和创作，“今海内操觚之土，其趋不出二端，曰训古之学，曰词章之学。”
当大多数人埋首于故纸堆而穷经皓首却也有人醉心于志怪传奇以抒发感概。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因此创作出《聊斋志异》;“文人例有嗜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
并且蒲松龄《聊斋自志》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灵，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显然，《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是蒲松龄老先生“寄托”之所在，其创作心态就是“泄愤”。
就像前面说的，蒲松龄老先生的一生其实充满坎坷，虽然在顺治十五年，19岁的蒲松龄参加县、府、道三试，均获第一，从此“文明籍籍诸生间”。
当时的主考官施闰章以《孟子》“蚤起”为题，蒲松龄将其写成颇具小说意味的记叙文章，施大为赞赏:“直足以维风移俗”，“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这给了蒲松龄很大鼓励，其后来屡困场屋可能与此有关。
到了康熙九年，宝应知县孙蕙请其担任幕僚，“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借助此诗，可知此番游幕并不开心。
次年，蒲松龄回家备考，结果名落孙山，他写信给孙蕙说:“君疲牛马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
孙则回复:“文章憎命，不其然乎，”未料一语未谶，“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
但“一第”始终未得，“设帐缙绅先生家”竟成为他以后的主要生活。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因答题“越幅”，被勒令出场。
“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
康熙四十一年，蒲松龄再次应考，其《寄紫庭》诗为此写道。
“良兽高飞尽，吾鄙数何奇，莫下陵阳泪，三年黍一炊。”
“不恨前途远，止恨流光速。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
“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
显然，这一次又告失败，他已63岁，经历“三年”也已不少，每次都是“含涕”，每次都是“虚悬”，命运却一直未加垂青，而“死灰复欲然”，说明他还没有彻底灰心。
最后到了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终于结束坐馆生涯。
长期坐馆，牺牲的是亲情，母亲不能侍奉，妻子无法安抚，儿子更难以培养，唯有“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寒冷凝冰”。
多少次叩击科举之门，多少次被拒之门外，其内心苦痛真是莫可言状，终其一生生活在社会底层，耳闻目睹诸多吏治腐败、民生疾苦，其内心激愤更是难以言说。
终于，蒲松龄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社会认识、良好愿望、深刻思考等熔铸成一个词——“孤愤”，在《聊斋志异》里，他将这种“孤愤”宣泄的淋漓尽致。
比如《叶生》，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
郁闷而死后，混教人子“中亚魁”;叶生之魂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意足矣。”
这是叶生愤懑之极的心声，更是蒲松龄的影子，他也正是将满腹“孤愤”“寄托”在叶生身上。
所以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科举弊端，痛恨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的确，要知道老先生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并且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十九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并且得到了当时山东学道、清代着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名声大噪。
此后，他与同乡学友砥砺学问更勤，曾与李希梅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常“以风雅道义相劘切”。
这使年轻的蒲松龄踌躇满志，他热切地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他为了专心准备举业，曾隐居于山中寺庙苦读，在朋友家住读。
但功夫偏负苦心人，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七十一岁高龄时，才被提拔为贡生，五年后，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两年之后，依窗危坐辞世。
在生活上，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
他十九岁结婚不久，便因家庭不合而分家，蒲松龄只分得20亩地，五斗荞麦，三斗小米，还有三间老屋。
房子墙壁倒塌，门窗不全，透风漏雨，薄产不能自给。
随着孩子的一个个出世，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不得不靠教书度日。
从二十来岁起，他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缙绅、官吏家设帐教书，他边教书，边习举业，边创作，直到71岁才撤帐回家。
这几十年的科场不遇，生活的穷困潦倒，使蒲松龄产生了无可摆脱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腐败有了很深的认识。
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
蒲松龄在科举制度中的失败，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会上不懂得爱惜人才。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由于试官的昏庸、贪贿，真才不得录用，而庸碌之辈却能飞黄腾达。
因此，他的沮丧、悲哀、愤懑在《聊斋志异》中借谈鬼说狐发泄出来。
《考弊司》一文就勾画出考官昏庸贪婪的面目，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
文中写阴间主管考试的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有个定例，凡考生初次谒见，须割一块脾肉孝敬司主，如贿赂丰厚可以免割。
就是这样一位贪得无厌的主考官，在堂上还要挂起“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的楹联，用表面的道貌岸然来掩盖骨子里的贪赃枉法，所作所为，恰似人间黑暗的考场和营私舞弊的考官。
一边是封建统治者时时标榜的庄严的道德说教，一边是封建统治者时时施行的残酷的吃人现实。
怎会不引发蒲松龄的孤愤之感。
还有《司文郎》讽刺考官的不学无术、颟顸无能，感情强烈，爱憎分明，文笔幽默。
文中写一位盲僧以鼻代目，能嗅出文章的香臭好坏。
好的便受之以心，坏得便受之以脾。
他在嗅余杭生的文章时，“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可偏偏这位文章臭不可闻的余杭生得以高中，经他鼻闻文章写得很好的王平子却反而落选，让他觉得非常的奇怪。
于是，他又去嗅考官的文章，那文章使他“忽向壁呕，下气如雷”，简直嗅得“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于是他气愤地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盲矣～”实际这也是蒲松龄对考官们的总的评判，那些考官昏庸无能，埋没了多少英才，又怎能不使蒲松龄产生孤愤之感呢。
《贾奉雉》一篇，写一个才名冠一时的贾生起初尊奉“学者立言，贵乎不朽”，但屡试却不中，后来他把丢弃的废卷中，选择那些格调卑下、文词枝蔓、乱七八糟的句子，拼凑到一起写成文章，勉强记在心里，再去应试，却意外地考中了。
考中后再读旧稿，不禁遍身出汗，重衣尽湿。
他因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遁迹山丘，与世长绝”，以保持自己的清白。
面对这种颠倒的考试制度，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能感慨自己的失败“非战之罪也”。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科举考试弊端百出，才华横溢的人屡屡失败，庸俗浅薄之流却能青云直上。
这些幻设的讽刺，矛头直接指向科场考官，表达出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蒲松龄的孤愤还表现在痛恨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腐蚀和摧残上。
为科举而生，为科举而死，是封建社会中儒生最深重的悲哀。
蒲松龄一生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对科场集弊有透彻的了解，科举失意之痛，使他有着更深刻的体验。
《聊斋志异》就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科举的罪恶和弊端，也批判了科举制度下那些热衷于功名的儒生，更是表达了蒲松龄痛恨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毒害之情。
如《王子安》就嘲讽了醉心于科举功名的人物。
作品写王子安，因为久困场屋，期望甚切，在一次考试之后，临近放榜之时，喝得大醉。醉梦中竟产生幻觉，梦见自己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
在迷离恍惚中体验了瞬间的得志，于是一再大呼给报子“赏钱”，还出耀乡里，辱骂长班，显现出种种虚妄而又可笑的丑态，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个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后急切等待结果时的种种变异的心里情态。
其中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
这些形象的比喻，具体地刻画出科举制度毒害下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有力地揭露了腐朽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身心的摧残和毒害。
《叶生》就从压抑和埋没人才的角度揭露了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
主人公叶生久考不中，抑郁忧愤而死。
死后也要显示自己的才学不凡，不仅将自己的平生所学教给朋友的儿子去中举获得功名，自己也终于中了举人。
叶生在死后终于奋迹云霄，衣锦还乡，可面对自己的灵柩，怃然惆怅，扑地而灭。
生时冠绝当时，但困顿名场;死后鬼魂终一举成名而扬眉吐气，可自己灵柩的存在让鬼魂醒悟已非为人，“怃然惆怅，扑地而灭”。
这最后的“扑地而灭”。
足见其屡遭困顿压抑的那种难于磨灭的记忆，及对死后荣贵、于生无补的痛心与灰心。
篇中叶生所说的“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让世人了解他一生不中的委屈。
这些话就完全是蒲松龄本人的心声。
这不正是入木三分地写出了科举制度对世人的毒害吗，作者就是在借助想象，倾吐心中的孤愤之感。
其次老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因为正是老先生的一生坎坷，长期艰辛的生活使他有较多的机会体察民间疾苦，加深了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僚集团腐败无能的认识和了解。
面对官贪吏虐、豪强欺世的黑暗统治，蒲松龄自然会痛心疾首，形成了他孤愤的第二点。
就像是手中的《席方平》就是通过阴间来反映阳世。
席方平的父亲被奸人所陷害，后仇人又买通冥吏使席方平的父亲遭受酷刑，席方平的灵魂到阴间为父伸冤报仇。
然而“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城隍以所告无握，颇不直席”。
席方平愤恨不已，但没办法，只好进入冥府，认为冥王能为自己伸冤。
不料，整个地府被羊收买。
他们相互勾结，上下串通，对席方平威逼利诱，想使席方平屈服。
然而席方平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形象，面对淫威，毫不屈服，在严刑拷打下也没有退缩，连对他用刑的鬼吏也肃然起敬。
小说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斥责统治者是“唯受脏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
这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
这幽冥中的断案过程，岂不正证实了人间“衙门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语言，席方平的满腔愤恨冤屈，不就是蒲松龄内心的“孤愤”之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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