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当然。
不只是宋朝的宰执制度，比较起来前面那些朝代的宰相变化诸多。
便是宋朝的整体普通官员制度，那也是极其繁杂，这里面首先先不说后世所认为的宋朝复杂官僚制度是宋代文明高度发展表现之一这个说法究竟是对是错。
但这其中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北宋前期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导致其往往被贴上“紊乱”等标签。
不过如果理顺北宋官制的由来，深入了解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的实际运作，我们的误解自然会消除，同时多角度分析宋代官制的特色，也有利于增进我们对宋代文明的理解。
在当时古代，临时设使是经常现象，作为一种固定制度的使职差遣盛行，仅存于唐后期至北宋前期。一般认为，唐代使职差遣盛行，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需要。
所以转换观察视角可发现，广泛设置使职以适应新变化，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北宋时期的元丰改制终止了使职差遣制度，代之以新的机构和职官设置，可以六部变化为例说明其变化逻辑。
于是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由于使职差遣的盛行，六部体制趋于瓦解，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六部体制不适应新形势。元丰改制后，虽然六部体制恢复了，但这时的六部和唐前期的六部差别非常大，比如，吏部下设七司，和唐前期吏部设四司不同。
这说明，机构和新形势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改变机构设置来解决。使职在设置之初有灵活性，便于皇帝或朝廷操控，后来大部分使职固定化，随着官僚管理制度中资序的发展，无论是职能还是任职人员，使职和固定机构的职事官差别不大。
那么，北宋前期为何还要实行使职差遣制度，唯一的解释就是“宋承唐制”了。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北宋前期使职差遣盛行的制度背景，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天圣令》由两部分构成，“宋令”是“因旧文以新制参定”，此后还附有宋代并不行用的“唐令”。天宝以降，唐代律令有双重特性：
一方面，律令中有很多不适应社会剧烈变化的内容，相关律令条文实际已被罢废，但依然附录在正式令文中；另一方面，还有律令小幅修改后仍发挥作用。唐代律令的这一特性，给唐后期至北宋前期官制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天圣令》中与官制研究密切相关的《官品令》《职员令》没能保存下来，不过我们可据其他令文以及相关史料推测其特点，并可以看出唐代的《职员令》《官品令》不少内容在唐后期至北宋前期还是发挥作用的，两者对朝廷机构的设置以及职官的员数、品级、职能均有详细规定，如果大幅度改变机构及职官设置需要大改令文，这一做法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唐代律令的二重属性决定了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剧烈变动时，机构和职事官不适应新形势，不能通过改变机构和新设职事官来适应新形势，只能另外设置使职。
而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废除使职差遣制度，重新设置政府机构和职官，新的机构和职官完全突破了唐令的限制。
比如，枢密院不再是使职机构，而是律令内的正式机构；枢密院的主要职官在北宋前期都没有官品，改制后则有了官品。与机构、职官改革几乎同时，宋朝的律令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三月新敕令格式修成并颁行天下。
不少唐代令文仍会打散出现在元丰之后的法令条文中，但此时的宋令已完全突破唐令的限制，可以大幅修改唐代令文，也可以在唐令之外新拟条目，具有宋代特色的宋令正式形成。
部分发挥作用的唐朝令文和使职差遣制度是一对孪生兄弟，改革政府机构和职官设置，废除使职差遣，意味着唐朝《官品令》《职员令》等相关令文已彻底失效，伴随着官制改革，律令制度必然要跟着变化。
北宋前期官制的上述特点可用新旧叠加来描述，“旧”指的是部分沿袭唐代律令内容，北宋前期官品基本同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职员令》对机构设置的规定也保留着。
“新”是指北宋前期存在大量使职，这些使职都没有官品；部分使职和职名逐渐品官化，和有官品的职事官共同构成北宋前期的等级序列。
新旧叠加这一特点对理解此时期官僚等级制度非常重要。分析北宋前期官制，都会提到“官、职、差遣”，“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着，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文献通考·职官考一》）。
“官”是唐代的职事官，在宋代为本官阶。按“官以寓禄秩、叙位着”的说法，似乎官员的等级都是由本官阶来决定，实际并非如此，决定官僚等级的是官、职、差遣的组合，而不是单独的本官阶。
康定二年定百官朝服，《官品令》所载为有官品的职官，《合门仪制》中是没官品的。比如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大朝会则服之”，除了《官品令》中所载一品、二品职官外，还包括两府大臣、使相以及宣徽使等，这些职官没有官品，但在《合门仪制》中“并在东宫三司之上”，故而可以比照一品、二品职官拟定朝服。
礼院上奏多次提及“品位职事”一词，品位职事同时包括《官品令》和《合门仪制》中的职官，亦即律令职官和律令外职官。律令职官沿袭唐旧制，律令外职官的范围则较宽泛，并不是所有律令外职官都会纳入常见的官僚等级制度序列。
纳入等级序列的职官，与五代北宋前期流行的职官分类有关。《宋史·职官志一》云：
“大凡一品以下谓之‘文武官’，未常参者谓之‘京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
文武官、内职、军职是并列的三类职官，这个分类始于五代后唐，广泛存在于北宋前期。“文武官”又可称作外朝文武官，包括有官品的职事官，宰相和御史台机构没有官品的职官，以及武官高阶、幕职官等。
内职又可称内朝官，这些官员一般不在朝廷外殿（文德殿、大庆殿）行礼序班。军职由三衙职官、御前忠佐司和藩方马步军职官构成。
这里面的关于北宋前期重要官僚等级制度俸禄、合班、恩荫等，都和品官有关，品官既包括有官品的律令职官，也包括通过比品、视品的方式获得准官品的律令外职官。比如在合班之制中，既有用作本官阶的三省六部职事官，也有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翰林学士等差遣，以及馆阁学士等职名，合班之制中的职官都是品官。
而按照官、职、差遣的分类去观察，合班之制自然看似“紊乱”，但品官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品官中的官、职、差遣，每个构成部分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本官阶与日常考课挂钩，能稳定官僚队伍，大多数普通官员都是通过积累资历向上升迁的。
北宋阶官很容易因滥授而贬值，如隋唐时期的勋官和散官，后来都因滥授而贬值。
北宋前期本官阶没有大幅贬值，这与品官的综合构成有关，由于激励官员的手段很多，不需要通过大幅提升本官阶来达到这一目的。本官阶的迁转路径不是单线的，一般进士出身可越级迁转，无出身则逐级迁转，这保障了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官僚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
另外，带职以及出任要重差遣，本官阶升得更快，这便于有才能的官员脱颖而出。北宋前期差遣分品官差遣和无品差遣，品官差遣与官员的具体职掌有关，同时和用以优待文士的“职”一样，能提高官员的地位。
这些看似复杂的制度设计可实现如下目标：
第一，维持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三类职官的区分，蕴含着防弊的考虑，将事任和人员分为三类，切割权力，防止任何一方权力扩张危害社会稳定。
军职是单独的一类职官，这既意味着对军队的重视，同时也阻止军人干预国家大政方针。
内职起初都是与皇帝关系亲密的职官，是皇帝加强君权的重要依靠力量，君权的巩固有利于国家走出晚唐、五代军阀割据局面，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第二，官、职、差遣的组合，既维系官僚等级制度的正常运转，也能调动不同类型官员的积极性。本官阶平稳升迁，保证官僚队伍的稳定，有利于大多数官员；职名照顾了有文才、有能力的官员以及从高层退下来的特殊身份官员；差遣则让行政能力强的官员充当要任。通过把本官阶、职名、差遣纳入“品官”综合系统，多方面调动不同人才的积极性。
这种官制和当时复杂多元的社会相适应，有利于各类人才的选用和提拔。
第三，制度鼓励在京官员和地方任职官员的双向流动。
北宋前期，官员的第一任差遣是在地方担任幕职州县官，或者出任管理仓库等经济事务的监当官，这使得绝大多数官员都有基层任职经历。
类似举措能保证在京官员在执政过程中，制定或推行相对符合地方实际的政策。同时，中央高官也可到地方任职，带职能让官员保留高官身份。在差遣高下调整的同时，官员的身份基本稳定，让中央官克服排斥出任地方官的心理障碍，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交流频繁畅通。
总之，从唐后期到北宋前期，官僚制度变化是缓慢进行的，人为设计的剧烈制度改革相对较少。
在此过程中，经过多轮兴利除弊的细微制度调整，好的做法和经验得以保留。各项官制设置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反复博弈，执行的制度能实现各个群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多种激励措施让各类有才能的官员快速成长，同时中央官和地方官有畅通的交换机制。
宋代文明发达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官僚制度设计既是文明本身的体现，也为文明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另外除此以外，两宋三百年时间里的官僚机构、职官制度其在继承了唐朝及五代以来的行政机制同时，也丧失了它们的实际职能，逐渐沦为徒有虚名的闲散机构。
而在此之外，宋朝又自成了一套工作机构，维系着整个帝国的运转。
比如宋代宰相的办公机构叫做“中书门下”，办公地通常称为“政事堂”，宰相的官职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为“参知政事”。
总之，它们这其中的官名又长又特别，在历朝历代中独步潮流，但实际上两宋三百年时间的宋朝宰相实际权力其实已经大大缩水，不再是行政、军事、财政一把抓。
枢密院早已分走了它的军事决策权，而另一个称为“三司”的机构，又分割了宰相的财政大权。
而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上虽略低于两府长官，但和两者并没有上下级从属关系，直接向皇帝负责，哪怕宰相想花钱，也是要和三司使商量着办。所以，三司使人又被人称为“计相”。
于是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实被分成了三块，所谓“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三足鼎立是也。
在这一点上，堪称古代的部分民主，极其难得与不容易！